王菲宇，微信公众号：jellyfishdiary，文艺、冷门、更新频率低下
宫藤官九郎在《宽松世代又如何》里的某一集里，让相差近四十岁的两代人面对面坐下来。果不其然，互相都看对方不顺眼。
老一辈嫌对面的“宽松世代”优柔寡断、没有礼貌也没有魄力；
小一辈则觉得“团块世代”压迫性太强，老了却仍然固执着。
场面好笑又熟悉，看完觉得，东亚人民果然还是有很多共通之处。喜欢把人按世代划分，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2010 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化稿，叫《台湾“草莓族”的影像纪录》，描绘的是一群拍纪录片的台湾年轻人。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大陆的“90 后”刚到上大学的年代，“80 后”还是活跃在大众视野的新鲜人。这群人在台湾的代号是“七年级生”。在文章一开头，我难免俗地做了一番名词解释：
出生于民国七十年代，童年适逢台湾解严，少年时代伴随着台湾经济腾飞，这批“七年级生”被台湾媒体贴上“草莓族”的标签——意指他们如草莓一样外表光鲜亮丽，但是抗打压能力极差。大多数“七年级生”都不喜欢这种带有贬义色彩的称呼。与正在寻求重新定义的大陆“80 后”一样，台湾的“草莓族”也正在通过种种途径找寻个体与社会间的呼应。
转眼六年多过去，当时采访的两个 28 岁的导演，一个隔年就拿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另一个当了爹，天天在 facebook 上晒娃。
两个人都早已过了 30 岁，事业和生活的轨迹似乎和上一个世代的人没什么太大不同。
更年轻的一代已经崛起，无论是“80 后”、还是“草莓族”，都不再是叛逆、软弱没有担当的代表。
然而箭头转向所指的“90 后”，也并不是一个能被简单概括的群体啊。
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去 K 歌，一同去的朋友指着茶几说：要是有 90 后，早就站在上面跳起来了。
后来有了关系很好的 90 后学弟学妹，却没有太深刻体会过这种代际的差异。
他们也许比我们早几年习惯用 iPad 加蓝牙键盘记课堂笔记，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在 KTV 里跳上桌子载歌载舞。他们可能比我们早几年接触到互联网，但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网瘾少年。80 后爱看的村上春树，也继续温暖他们。
村上春树并不是安慰过我少年时代的作家。倒是当年纪稍长一些以后，才慢慢感知到他笔下的小情绪。这些情绪是如此让人感同身受，以至于当读一篇介绍日本社会的文章时，看到“村上春树也属于二战后出生的团块世代”的描述时，一时有点接受不过来。
笼罩在日常的忧伤，广阔世界中的孑然，面对生命的无力感，以及遇到真正困难之时缓慢生长的倔强和乐观……这些自洽的孤独感，无论如何无法与舆论里普遍认为的“习惯了竞争，自我意识强”的顽固“团块世代”联系起来。
最近上班的路上又翻出来菲兹杰拉德的小说来看。公认他写出了爵士时代的气氛，然而那些忧愁烦闷、傲慢心计，似乎也没有随着时光而褪色。《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里有一篇《宝宝派对》，里面他这么写道：
宝宝派对是四点半开始的，可是老谋深算的伊迪丝·安德罗斯认为等到别人家宝宝的衣服都已皱巴巴的时候那条崭新的裙子就会更加显眼，于是她计划好五点钟才带上小艾德去人家家里。等她们到达的时候场面已是相当壮观。四个女宝宝和九个男宝宝，都在骄傲又自私的母爱的全心全意的关怀下梳洗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正在和着留声机里的音乐翩翩起舞。每次在一起跳舞的至多也不过两三个宝宝，可是因为所有的宝宝都不停地穿梭于在一旁为他们打气的妈妈们之间，所以总体效果还是颇为可观。
在飞快的地铁上读这些文字有种隔外的穿越感。快一个世纪过去，宝宝派对的地点变成了草地、会所，跟着留声机跳舞变成了智能手机咔嚓咔嚓地不停拍，除此之外，爵士时代或者当下，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我想，宫藤官九郎写电视剧《宽松世代又如何》的时候，心里大概拥有和我差不多的疑问。
他笔下的几个年轻人，因为是第一代接受宽松教育的人，所以走入社会后，处处被这个标签击打得无可反击。
没有到车站迎接客户，会被说“宽松世代就是不行啊”；
求职的时候没什么信心，会被说“果然是宽松世代”；
然而展露出太强势的霸气，也会被冠上“宽松怪物”的帽子。
生在这个时代，就自然带有这个世代的原罪了吗？
他们有的人干练，有的人软弱。
同期进入公司，有的顺利高升，有的则事事不顺。同样年纪，有的已经有家有室，有的则还不知道如何追女孩子。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目标，也并不是每个人是不管不顾其他人的怪物。
虽然顶着“宽松世代” 的名号，但是生活也并没有对他们网开一面。
因而在第 8 集中，宫藤借其中一个“宽松世代”的口，说出了这样的台词：
整天总说宽松世代怎么怎么样，但是宽松世代里也有像他那种一点都不悠哉悠哉的人呢，撞到这碰到那，打碎盘子，被打工的人吼……他一点都不适合这份工作，但是他很帅啊，看到这样的他，我也不禁觉得自己必须做些什么了。觉得不再是寻找自我的时候了。
剧中每一个“宽松世代”的生活看起来都并不宽松，落榜的 11 年也没考中，营业课的职员入职 7 年陷入职业瓶颈期，同期的女生则在升迁和婚姻面前踟蹰不已。
如果说唯一的共性，也不过是这些年轻人都难以避免金钱、家庭、工作的夹击，并在其中左冲右撞。
这样的困境，想必爵士时代的年轻人经历过，团块世代的人体会过，“草莓族”和“80 后”正在面临，“90 后”甚至“00 后”也终将面对。描绘 1966 年年轻人生活的《年轻人们》在 2014 年重拍，依旧牵动人心，因为无论在叫哪个时代，年轻人面对的似乎是同样的问题。
就像“团块世代”的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写的：
1969 年这一年，总是令我想起进退两难的泥沼——每迈一步几乎整只鞋陷入滞重而深沉的泥沼，而我就在这片泥沼中气喘吁吁地挪动脚步，前方一无所见，后面渺无来者，只有昏暗的泥沼无边无际地展延开去。
1969 年这样，1989 年也是这样，放到 2009 年、2019 年亦是如此。
只要是担起社会和人生的年轻人，面对自己和世界，都难免忧心忡忡，又何来宽松可言？
唯有与所有忧伤的年轻人用一句宫藤的台词共勉：
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为此在艰难的环境下即使不断受伤，也能继续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