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标题：雾霾天里算算这笔账，想要清洁的空气得花多少钱
陆琼，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在读
首先，我们都有一个共识：清洁空气是有价值的。
清洁空气能够让我们自由呼吸，最大程度地降低我们罹患呼吸道及其他疾病的风险，并因此带来心理的愉悦。相反，污染空气不仅危害人体，也会影响动植物的健康，加剧建筑物等的侵蚀、风化。
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来自于交换。
如果撇开交易量极其微小的空气罐头商品，目前全球并没有商品化的“清洁空气市场”。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欧盟为主导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都不是直接的“清洁空气交易”。受技术的限制，我们暂时无法像买管道燃气一样，对一个可能的出售者说，“我要买 100 个立方米的管道清洁空气”，或者像囤粮食一样，“来十吨清洁空气，要瑞士雪山味的，不要法国农庄味的”…一方面，普通人对于空气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是如此庞大，无法长期适应太空舱一样的小型封闭场景；另外一方面，为地球上所有人类进行单人空气隔离（如宇航服）的成本过高；因此，除非某一天我们面临全球普遍性的严重空气污染，或者大规模太空殖民后在低氧环境下应用，否则，不可能有一个直接买卖清洁空气的市场。这也就意味着，清洁空气没有直接市场价格。
在实际实践中，如题主所述的，清洁空气存在某种隐藏的价格，它依然来自于交换。
第一种“交换”出现在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中。在现在的中国，一线城市好脏好乱好热闹，九线乡村好山好水好清静。如果选择九线乡村，意味着在选择清洁空气的同时，要放弃一线城市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完善的公共服务。显然，一线城市的工作机会和生活环境所能带来的效用是非常昂贵的，这也意味着，即使去除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享受九线乡村的清洁空气依然可能是相对奢侈的。
在北京遭遇多年严重雾霾以后，为什么依然有 2000-3000 万人常住北京？
因为他们比较穷，在相同效用的无差异曲线的约束下，他们穷得无力负担对九线乡村清洁空气的消费。
我就不一样。
我穷得没有无差异曲线。
第二种交换来自于空气清洁服务。
最大规模的空气清洁服务供应商不是各种工业除尘设备或生活空气净化器厂商，而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研究是整个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的基础和核心问题。Costanza（1997）第一次估算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货币价值，引起学界震动。我国中科院生态中心的欧阳志云等于 1999 年估算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一举奠定江湖地位。
在这篇论文中，中国陆地生态系统（主要为森林与草原）每年固定二氧化碳的服务价值 3.69 万亿元（人民币，下同），释放氧气的服务价值 3.38 万亿元，吸收二氧化硫的服务价值 97 亿元，过滤颗粒物的服务价值 4.89 万亿元，合计 12 万亿。以我国 14 亿人口计，折合人均每年享受了价值 8500 元左右的陆地生态系统（未计海洋、河流、湖泊、湿地）所提供的空气清洁服务。需要说明的是，这次估算使用替代成本法，采用 1997-1998 年的工程投资与单位运行成本。即使运行成本随着技术发展下降而抵消了通货膨胀，今天的人均 8500 元依然可以买到市场上最昂贵的家用空气净化器。
眼红进口空气净化器但买不起？没事，你家门口的树就是最好的空气净化器。
放生不如种树。这才是真正功德无量，福泽苍生万世的善缘。
可是这种服务有交换吗？没有交换。前文提到的清洁空气无法直接交易，是技术限制导致的“想买买不到”。生态服务则根本没有交换机制。你享受了好的生态服务，不必付钱；如果没有享受到，那也不能怪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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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目前为止，世界绝大部分的生态系统服务，都是免费的。被这种纯纯正正的外部性所感动，目前环境经济学领域正在努力探讨生态补偿机制。在实施天然林保护、草原保护等工程的地区，国家财政会给予相应的补贴。我们每一位纳税的公民，已经在为自己所获得空气清洁服务支付费用，并且可能存在消费者剩余（有时间我会在核算一下国家财政在这方面的支出，摊到每个中国人头上，和上文的 8500 元做比较。）
作为个人而言，最为简单明了的空气清洁服务的价格就是家用空气净化器的价格。此处不再赘述。
当有人用着几千块的空气净化器，而我用着几百块钱的就能睡个好觉时，我觉得自己的消费者剩余满满哒！
第三种交换是为了避免某主体固有的“清洁空气利益”遭受损害。大家常说的排污权交易，就属于这种情形。
在一线城市和九线乡村之间，“我”已经选了一线城市了，或者已经选了九线乡村了；“我”已经交税支持公共财政补贴国家的生态保护了，装不装家庭空气净化器“我”也已经做出决定了；但是，如果“我”呼吸的空气质量在这个状态下又有所变化，那“我”应该怎么做？
“我”希望空气变得更清洁吗？“我”希望向空气排放污染吗？如果空气质量改善，如果空气质量恶化，两种不同的情况下，“我”的利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如何制止这种变化？这里，就存在着一种交换需求的需求。
空气是一种容量资源。在百分之百“清洁”状态和百分之百“污染”状态之间，可以不断地接纳不同类型的污染物。人们的呼吸需要尽可能清洁的空气，以工厂为代表的生产性空气资源消费者则需要尽可能地排放污染物。清洁空气是一种经济学上所称的池塘物品。当消费者很少的时候，互相之间不会产生影响；然而，当污染物排放到一定量时，会达到一个拥挤点。这时候，所有希望消费清洁空气的主体就会面临对资源的竞争。如果他们相互之间进行货币化的市场交易，那么作为个体的个人，和作为个体的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支付能力（无论是货币的或者是社会资源）都不在同一个量级。此时，公共政策就需要集合个体的需求，并代表这个集合，与企业们进行“交易”。
全球主要国家，不管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都由政府设定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质量标准越严格，即对空气的清洁程度要求更高，意味着政府所代表的普通公众，在和产业界的交易博弈中，能够支付更高的对价。显然，处在不同发展状态下的普通民众，其集体博弈能力会存在大到国家与国家，小到社区和社区之间的区别。这种博弈已经脱离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更适合放在环境社会学和环境政治学中去讨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民众为了争取自己呼吸更清洁空气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不能仅仅用货币来衡量。
美国二氧化硫排污许可证交易是排污权交易理论的成功案例。这是在政府对整个产业界分配了排放权总量后，产业界内企业和企业之间再行交易的系统。理论上，为了避免对排污权的依赖，排污企业会尽可能地研发更为清洁的技术，整体上降低治理污染或购买排污权的成本。这样，公众在已经支付对价的某个环境管理标准下，无需再额外承担从企业生产链条上传递而来的清洁空气使用成本。
综上所述，清洁空气的价格，最为清晰明确的是空气净化器（和工业污染治理设备、可交易排污权）的成本；间接地，通过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我们能发现生态系统的空气清洁服务的价格；难以量化的，是公众在广义的排污权交易博弈中可能付出的综合成本。
最关键的是，在我们每个人的无差异曲线的约束下，我们到底选择哪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