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标题：肖邦、朗朗、李云迪、王羽佳……为什么你知道的音乐家大部分是弹钢琴的？
孟章，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导读：肖邦、李斯特、鲁宾斯坦、科尔托、阿什肯纳齐，中国也有朗朗、李云迪、王羽佳，这些名字对乐迷而言再熟悉不过。本篇试着解答钢琴家“多如牛毛”的原因。
日常欣赏的古典音乐中，钢琴音乐估计是最普遍的。钢琴家的数量也冠绝各种乐器演奏者群体。学习钢琴的人群颇为庞大，甚至于市面上见到的大多数乐理书籍也都主要围绕钢琴键盘而阐述。
钢琴被誉为“乐器之王”，究其原因，有音域宽广、演奏便捷的乐器特性，也有方便控制的音量，赋予变化的音色所带来的“独奏伴奏通吃”的表现力原因。
还有一种说法是钢琴因为制造工艺成熟，普及率高，进而带来了钢琴音乐的蓬勃发展。
这些原因都不无道理。但本着“追本溯源”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另一个维度来探寻钢琴音乐独占鳌头原因。
俗话说：“存在即合理”，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必定有其主观上的必然性和客观上的可行性，钢琴音乐的“王者地位”也是如此。
我们把目光回溯至 20 世纪之前。
钢琴发明于十八世纪初，到古典三巨头的时代已经比较成熟。但 19 世纪之前，钢琴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宫廷教堂和音乐厅，并未在民间大规模普及。
随着法国大革命席卷欧洲，流行于欧洲的沙龙文化开始转型，沙龙的政治目的、社交功用和哲学理念逐步弱化，伴随着启蒙运动的推进，沙龙文化开始迎合中产阶级的品味和趣味靠拢。
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是 19 世纪欧洲经济发展、社会平权、政治开明的社会大环境变化。
人口激增带来的城市化进程加速，教育的普及以及出版业的发展促进了市民阶层文化素养的显著提升。有钱、有闲、有消费欲望的中产阶级对于音乐的需求自然而然的产生，这是音乐消费市场形成的社会发展必然性。
而《拿破仑法典》的颁布，促使了女性更多回归家庭、成为家庭生活的管理者。这就带来了女性主导娱乐文化包括音乐文化的社会潮流。李斯特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大赚特赚贵妇人的钱。
19 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演出场所集中在歌剧院、音乐厅。歌剧、戏剧以及音乐会的演出投入巨大、耗资不菲。除非像达官贵人们拥有自己的包厢，对于普通的中产家庭而言，音乐相关的消费并未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
于是，票价较低的小型公众音乐会、沙龙音乐会纷纷开演，利用闲暇时光集合大量演出团体甚至于业余乐手的音乐节开始出现。
这个变化缘于直接的经济因素驱动：降低票价提高消费人群总量，而“音乐节”的深层次原因就是集中大量观众的“音乐批销集市”。这么看来，现代的音乐节其实也差不多：更多打的是一种“文化牌”，无非是换了一下营销的手法而已，毕竟啤酒也好，姑娘也罢，腰包不鼓、资斧不足只凭着怒吼和欢歌，喝不畅快也搭讪无趣。
1830 年代，在李斯特的强力推动下，钢琴独奏音乐会逐步成熟。沙龙音乐积聚了肖邦、舒伯特、舒曼等等音乐家，可谓蓬勃发展如火如荼，从这些音乐家的作品中我们约略可见十九世纪中产阶级审美取向：轻松、诗意和富有装饰性的表演风格，其目的在于迎合女性主导的市场。
这么说，正是女性消费群体推动了浪漫派音乐的“情调”。这段历史最好的代表就是富有男性气概的乔治桑和气质阴柔的肖邦——他们的爱情是这个时代的注脚。
回归家庭的女性，客观上成为了音乐文化的主导者和传承者。
举办家庭音乐会丰富娱乐生活，教育和培养子女的音乐技能是她们生活的重心。这种生活潮流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我们在美国电影《音乐之声》中即可感受到一个合格的母亲，必定是承担家庭音乐教育的责任人。
不同于管乐吹奏的噘嘴鼓腮，弦乐演奏的扭曲身体，钢琴的弹奏正襟危坐、动作优雅，自然成为淑女教育的首选。这是主观选择的结果。
大型歌剧、戏剧以及音乐会的消费较高，且无连续反复观看的可能性。于是歌剧、交响乐等大型音乐作品问世后，会被迅速改编为适合沙龙演奏的套曲，便于这些无法轻松上演的作品在家里“开演”。而钢琴，恰好提供了这种“可行性”解决方案。这就是钢琴流行的客观条件使然。
正因为这个原因，钢琴在十九世纪中期迅速进入中产家庭生活，成为了文化生活的家庭核心。一如我们三十年前的电视、十五年前的电脑、今天的 iPad、智能手机。
换个角度来看，钢琴就相当于 19 世纪的“留声机”——让大型音乐作品可以在家庭“重复播放”，钢琴家们就是那个时代的“黑胶唱片”和“CD 光盘”。
钢琴家如此之多，自然也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