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

今天我们还是谈谈面孔；不过我们不妨先“看电影”。

英国的男演员中，我真的最喜欢休格兰特，可能也是因为潜意识中喜欢他 那种纨绔子弟的样子吧（没准就是希望自己也是那个鬼样子呗）。大家都说休格兰特演渣男是本色出演，他也毫不含糊地用自己的生活证明：“我还真就是这个样子”。不管是片中的形象，还是片场下对于女友和各种丑闻，在大家眼中休格兰特的面孔似乎每况愈下：显得稍带不靠谱和危险（感情方面），以及更加风流倜傥了。

估计大家对于他的评价在《四个婚礼与一个葬礼》后的一系列丑闻之后都产生了微妙变化吧。

在一干牛津剑桥毕业的明星之外，处处彰显这成熟绅士气质的科林费斯也是让人喜欢的。最近《王的男人》就让万千少女迷上了他，更不要提当年《傲慢与偏见》上映时他已经收割过万千少女的妈妈们。随着银幕形象的一次又一次强化，科林费斯的面庞似乎与稳重成熟（嗯，似乎我在这个方面还差得很远）画上了等号。

西装似乎是吸引力的重要部分！

在电影《BJ 单身日记》中，这两位男星多次为了争夺女主大打出手（咦，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看了这样的电影）。休格兰特的轻浮与科林费斯的稳重又一次彰显无遗。但是作为一位研究面孔的心理学工作者，不能在剧情面前停下脚步啊！在一张面孔上我们实在是能够获得成千上万的信息，比如身份、情绪、性别、种族、美貌、能否信赖、是否有领导力；目前科学家还没有理清所有的线索。

让我们 再次思考下两位男星，考虑下面的一堆问题：休格兰特在我们心中有着轻浮但是危险魅力的形象，那么我们的判断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会不会造成偏见？我们的大脑会不会对休格兰特的活跃异于科林费斯？假设大脑反应不同，这种不同到底出现在高级的认知部分（类似最后拍板的部分），还是较低级的感知层面（类似收集数据的部分）？换句话说，知道休格兰特 “渣” 的我们会不会眼中的休格兰特都变化了呢？

前几天@赵思家给我发了这样一篇文章，深刻地探讨了上述问题：Nature Neuroscience 算是我们心理学研究者心中最顶级的期刊之一，上面的研究总是让人兴奋不已。思家给我看到的是 Hebart 与 Baker（2016）对于 Stolier 和 Freeman（2016）的总结阐述。本身研究精彩非凡，阐述总结概括精炼，清楚转述研究本身同时也提出了尖锐问题。所以两篇文章一起说。

演员可能会刻意营造一种特征来满足粉丝群体，所以说虽然休格兰特 “渣”， 可是大家还是买账啊，所以这波不亏。但是在我们生活中，对一类人预设立场会有失偏颇，偏见可就更太好了。偏见和歧视往往会融合在一起，尤其是刻板印象（如种族偏见和性别偏）见还困扰着许多人：一个层面的评价（比如判断出对方是某个性别）会影响另一个表明看起来毫无关系层面的评价（比如情绪、能力等）。

眼尖的朋友可能会提出问题：诶，为什么不同层次的社会特征会互相影响呢？是啊，从直觉角度看性别、情绪、社会特征完全在讲述不一样的 '故事'，理应有区分度。甚至过去研究也强调不同的特征应该是相互独立的（Fisk & Neuberg, 1990）。而在最近的研究成果中，科学家们认为各种从面孔获取的社会特征有着深层次的联系。Stolier 和 Freeman 也认为，这种特征之间的交互作用是他们研究的基础。不妨思考下下面的例子：当我们因为偏见而认为一种人不靠谱的时候，看到其中一位个体时，我们还能不能不受干扰地判断 ta 能不能胜任一项需要稳重的工作呢？

再谈一谈我熟悉的表情情绪。虽然 Smith 和同事们（2005）发觉不同情绪的表情本身差异显著（在传递情绪信息的时候，倘若信号互相相似，怎么能够准确沟通呢？）。在大脑处理表情的层面上（也就是处理情绪信息），现在有两种观点：表情情绪按照类属有不同的分析方法，比如高兴的情绪与兴奋的情绪是两个情绪，在处理上区分很大（推荐 Murphy et al., 2003 的综述）；表情的处理实际上应该按照情绪间共享的轴划分，比如是否积极（valence）与唤醒程度（arousal）两个轴（推荐 Barrett & Wager, 2006 的综述）。就和社会特征一样，因为大脑利用复杂的网络加工情绪信息，很多看似独立的反应间其实有着暗藏的联系。甚至最近还有研究指出了情绪与靠谱程度之间暗藏的感知觉相关性（Oosterhof & Todorov, 2009）。

图上能看清楚的部分就是判断这些情绪的关键区域。

在之前的偏见研究或者社会特征研究中，研究方法往往局限于行为（比如判断反应时的差异），或者不复杂的 fMRI 定位。比如 Todorov 和同事们（2007）就通过分析大脑对于做了不同事情者（比如有人干的事情很恶心，有人做的事情很贴心，还有人什么都没做）的大脑活跃程度，来分析我们能不能自发地回朔我们对于他们做了的事情的记忆。在这一篇 NN 的论文中，Stolier 和 Freeman（2016）想要谈一谈更广阔的研究内容：偏见可以改变我们对于别人的判断，那么偏见肯定会影响我们大脑的一些判断，所以他们想要看一看当我们看到一张面孔的时候，刻板印象到底会在哪些大脑区域产生变化，以及怎么变化。

虽然我们不见得是刻板印象的受害者，也不会有意歧视他人，但是我们心中难免对于一类人预设刻板印象。比如说不少人潜意识中会认为黑人往往更男性化（Johnson et al., 2012）更加愤怒（Hugenberg& Bodenhausen, 2004），亚裔往往看起来更女性化（相比更温顺点，模范少数族裔的偏见吧，Johnson et al., 2012）。在性别方面，男性看起来更加愤怒，但是女性看起来更开心或者害怕（Baker et al., 2007; Hess et al., 2009）。上述这类涉及社会特征、情绪、面孔认知、偏见的研究大多用行为实验方法进行，大多想要探寻不同层面特质之间的关系：倘若我们对于一些类型的人有不一样的看法，此类看法会改变我们对于 不同人其他层面特征的认识。再进一步就是倘若对于一类人存在刻板印象，我们心中他们身上的其他特征也会被影响。

毫无疑问，刻板印象肯定会出现在眼窝前额皮层（orbital frontal cortex，简称 OFC），因为它是一个分析汇总各种感知觉信息的中枢，深深摄入社会特征判断的 “处理器”（Freeman et al., 2015）。因此，眼窝前额皮层的活跃肯定会在不同偏见下产生不同。作者还怀疑了另一个可能性，会不会刻板印象本身会影响我们对于面孔的识别？言外之意，由于偏见，休格兰特在我们的眼中会不会都不一样了，被改变了呢？这就得提到梭状回皮层（FG），在上面的梭状回面孔区（FFA）是判断面孔身份的节点，也是合并所有面孔局部信息为整体的中枢（Kanwisher & Yovel, 2006）；也就是说倘若 刻板印象会改变我们对于面孔的感觉，梭状回皮层可能会受到眼窝前额皮层的 “指令”，同样展现出不一样的反应。

Stolier 和 Freeman（2016）就直接用实验想要连接大脑活动与刻板印象之间的关系。首先他们用一个行为实验测量刻板印象的大小。

在他们的实验中，鼠标拖拽可以反映心中潜藏的刻板印象。

被试们用鼠标拖拽光标进行一个归类判断，比如图上示例是判断性别。倘若一个人存在有 “黑人 ---- 男性化” 的刻板印象，那么他在看到这位黑人女性情况下难免指针会向 “男性” 标签有细微偏移。根据前人研究以及两位作者的一个小实验，“鼠标拖拽” 方法可以准确 反应刻板印象，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放心结果。作者用这个方法测量了三种社会特征，分别是种族（白人还是亚裔），性别（男还是女），以及情绪（高兴还是害怕），分别针对上文提到的几类刻板印象。

此矩阵能够包含且反映一个人对于不同面孔细微的判断差异。

异于前人研究，作者们把不同的比较进行配对分析。接着构建出一个矩阵，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一个被试对于不同面孔 特征细微的感受差异。

矩阵之间的关系能够反映大脑那些部分会与刻板印象挂钩，这正是实验的目的所在。

再之后就是实验的精妙之处。他们让被试躺在核磁共振成像仪器中，不进行主观判断地观察了之前看到过的面孔；同样获得了被试大脑对于不同面孔的细微差异矩阵。之后他们把行为判断差异和大脑活跃差异两个矩阵进行了相关分析等统计分析，发现正是梭状回皮层与眼窝前额皮层的活跃和刻板印象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刻板印象不光能影响我们对于他人的判断，还会影响我们眼中的他们！

实验在这边还没有结束，因为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没有解释清楚。Hess 与同事（2009）就曾解释过，性别与情绪判断的关系可能不是刻板印象的作用，因为某些情绪的面孔形态与特别的性别有着相似之处。比如说同样是开心的面孔，高兴情绪的形态更接近女性而非男性，所以女性的面孔看起来自然而然更高兴。所以说作者察觉到的刻板印象与大脑的关系（尤其是梭状回皮层，毕竟它和面孔形态特征直接打交道）没准只是面孔本身形态的差异与相似性。因此控制面孔的相似和差异是下一步。作者用一些数学方法（在这里我保持一定的怀疑，这个方法真的能够反映面孔差异么），相类似的计算出不同面孔之间本身形态的差异与相似程度矩阵。将三个矩阵放入模型之中，然后控制面孔形态的作用后，作者们依旧发现梭状回皮层与眼窝前额皮层的活跃与刻板印象有关系。

实验完美么？难免还有一些小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如果能够采用更丰富的被试群体，以及真实图片（实验用的是电脑合成的面孔，难免有点说服力不足）， 结果就更有说服力了。

总之，这一组精彩的实验表明：（1）不同层面的社会特征相互缠绕，可以互相影响；（2）我们对于面孔的感知都会受到社会特征以及刻板印象的干扰（刻板印象可以自上而下作用，“扭曲” 我们对于面孔的接收和基础信息处理）。

难怪 “People are strange, when they are stranger.' 刻板印象改变的不只是我们对于别人的判断，还会 “扭曲” 我们眼中的他人；提高自身修养，摈弃以貌取人啊！希望大家共勉！

Anyway，休格兰特，还是很帅嘛。

参考文献

Becker, D. V., Kenrick, D. T., Neuberg, S. L., Blackwell, K. C., & Smith, D. M. (2007). The confounded nature of angry men and happy wome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2), 179.

Fessler, D. M., Pillsworth, E. G., & Flamson, T. J. (2004). Angry men and disgusted women: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s on risk tak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5(1), 107-123.

Freeman, J. B., Ma, Y., Barth, M., Young, S. G., Han, S., & Ambady, N. (2015). The neural basis of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face categorization.Cerebral Cortex, 25(2): 415–422.

Fisk, S. T., & Neuberg, S. L. (1990). A continuum of impression formation, from category-based to individuating processe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3(C), 1-74.

Hebart, M. N., & Baker, C. I. (2016). Facing up to stereotypes. Nature neuroscience, 19(6), 763-764.

Hess, U., Adams, R. B., Grammer, K., & Kleck, R. E. (2009). Face gender and emotion expression: Are angry women more like men?. Journal of Vision, 9(12), 19-19.

Hugenberg, K., & Bodenhausen, G. V. (2004). Ambiguity in social categorization the role of prejudice and facial affect in race categorization.Psychological Science, 15(5), 342-345.

Johnson, K. L., Freeman, J. B., & Pauker, K. (2012). Race is gendered: how covarying phenotypes and stereotypes bias sex categoriz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1), 116.

Kanwisher, N., & Yovel, G. (2006). The fusiform face area: a cortical region specialized for the perception of fac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1(1476), 2109-2128.

Oosterhof, N. N., & Todorov, A. (2009). Shared perceptual basi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s and trustworthiness impressions from faces. Emotion, 9(1), 128.

Smith, M. L., Cottrell, G. W., Gosselin, F., & Schyns, P. G. (2005). Transmitting and decoding facial expression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3), 184-189.

Stolier, R. M., & Freeman, J. B. (2016). Neural pattern similarity reveals the inherent intersection of social categories. Nature neuroscience.

Todorov, A., Gobbini, M. I., Evans, K. K., & Haxby, J. V. (2007). Spontaneous retrieval of affective person knowledge in face perception. Neuropsychologia,45(1), 16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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