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社交网络中，为什么越来越少地分享个人动态和想法？
熊希灵，社会与认知
作为一个已经关闭朋友圈功能的人，一开始微信加的都是挚友，我在朋友圈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后来加了不少老师和亲戚，我发朋友圈开始分组可见；再后来，跟陌生人见面聊不到两句的下一件事就是互加微信。于是后来我每次想在朋友圈发表感慨时，得先想想自己最近加了些什么人，然后决定还是什么都不发了。
这个问题其实学术界已经注意很久了，并且针对类似现象提出了一个定义明确的术语：社交媒体倦怠（social media fatigue）。当然，SMF 包含的范围更广一些，不仅包含人们更少发动态，也意味着其他各种方面更少地参与社交媒体。
去年发表在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上的一篇文章较为清晰地构念并实证检验了几个影响 SMF 的重要自变量：社交媒体使用信心（Social media confidence）、隐私关注（Social media privacy）、社交媒体使用自我效能感（Social media self-efficacy）、社交媒体的帮助性（Social media helpfulness）。
按照常理推论，使用信心、自我效能感和帮助性这三个变量都应该是与 SMF 负相关，仅有对隐私的顾虑会让我们更容易产生 SMF。
但有意思的是，有两个变量的结果与假设相反：自我效能感和感受社交媒体的帮助性越高，SMF 也越高——这与第一个变量，使用信心越高 SMF 越低的结果相矛盾。
作者在讨论部分解释这一矛盾的理由是：那些社交媒体自我效能以及感受到社交媒体帮助较高的人，其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也可能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从而感受到的竞争更多，也就更容易社交媒体倦怠——所谓的“高处不胜寒”。事实上我想很多在社交媒体有一定声誉的人，都会开始注重印象管理，因而在社交媒体发表动态只会越来越谨慎，可见的后果就是动态发表频率显著下降了。
于是这篇研究的理论也就跟我们统计数据上动态发表越来越少的现象能够贴合起来了（个人延伸，与作者研究原文无关）：
社交媒体发展初期，用户在社交媒体发表动态的频率随着使用社交媒体信心的增长而增长，达到某个顶峰以后，随着好友数的增多以及对社交媒体使用效能感的增长，人们对隐私以及印象管理的关注开始让人产生了社交媒体倦怠，从而降低了社交媒体使用的频率。
如果你对上述结论还是不够满意，另有一篇文章提出的二阶三因素模型或许更贴合你心中的想法：社交媒体功能繁多的过载、信息内容过载和社交过载三方面因素共同促进了社交网络倦怠和对社交媒体的不满，最终导致了社交媒体渐用渐少的结局。详见下图：
参考文献：
Bright, L. F., Kleiser, S. B., & Grau, S. L. (2015). Too much Facebook? An exploratory examination of social media fatigu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44, 148-155.
Zhang, S., Zhao, L., Lu, Y., & Yang, J. (2015). Get Tired of Socializing as Social Animal? An Empirical Explanation on Discontinuous Usage Behavior in Social Network Services. Proceedings of PACIS, 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