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标题：「再不下雨，朕的江山就要保不住了啊」
赵宣子，经济史研究
最近正好读过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已有回答中，从量化历史角度分析的那篇解释力是不错的，我想更全面地补充回答下。
首先给出我的答案：是由于负面气候灾害，准确说，是由于旱灾影响。
@杨阳 引用的 Bai & Kung 在 2011 年的论文是这一话题比较经典的研究成果，如题主所总结的：负向的气候冲击，通过对游牧地区经济的影响，与游牧部落向中原王朝的劫掠之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山东大学的陈强教授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问题：
1. 什么样的负面气候是增加游牧民族南下的关键性因素？
2. 南下是一回事，战而胜之是另外一回事，是什么因素决定中原王朝是否因游牧政权南下而崩溃的？
一些主要的计量结果：
游牧民族进攻中原汉族的频率随着降雨稀少而上升，随着降雨充沛而下降。
任何十年里，多一年旱灾会使游牧民族在该十年中攻打中原的概率增加 26%，使更长时间里进攻中原的概率高 57.6%。
水灾使中原被进攻的概率下降：任何十年里，多一年水灾会使游牧民族在该十年中攻打中原的概率减少 36.4%，使更长时间里进攻中原的概率低 80.6%。
可以看出，旱灾对游牧民族进攻中原有重要影响：首先，中原地区面临干旱问题，忙于赈灾，抵御能力较弱（可能会有同学问，中原地区不是也受灾了，为什么游牧民族还要南下?这个一会儿回答）；其次，游牧高度依赖于草场的肥美程度，旱灾会显著导致游牧民族生计窘迫，而水灾则不会。
除此之外，游牧政权与中原政权的相对年龄也是决定战争形势的关键（但这个因素不会影响到战争的频率）。
综上，作者提出：旱灾 + 游牧王朝相对中原王朝的年龄 = 决定攻打中原、夺取政权的概率
并且，这个结论通过了王朝配对、时间序列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Climate Shocks, Dynastic Cycles and Nomadic Conquests: Evidence from Historical China,"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15, 67(2), 185-204
回答到这里，初步的结论已经很明确了：旱灾是直接导致游牧民族攻打中原最关键的因素。这个答案可能很多人想得到，但很多人可能会同时联想到其他灾害，导致主要因素不明确，从而影响了进一步的研究。
那么，确定了旱灾这个罪魁祸首后，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是旱灾？而不是其他？
1）在旱灾年份，中原王朝相对疲弱，容易攻取。粮食减产、忙于赈灾自不待言，更关键的是旱灾同时是导致农民起义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陈强教授在今年发表了另一篇研究农民起义的文章，人口、温度、负面灾害、王朝周期（长度）对农民起义的发生均有显著正面影响，但在稳健性检验中作者发现，区分了长王朝和短王朝后，人口和温度的影响不再明显，只有严重的灾荒和王朝时长两个变量增加了农民起义的概率。其中，灾荒中，只有虫灾和旱灾（二者经常同时发生）对农民起义概率影响显著而稳健。
也就是说，旱灾同时也是导致中原王朝爆发农民起义的决定性因素，爆发旱灾，既会增加游牧民族南下的概率，也会增加南下成功的概率（如明朝后期的情形）。
"Climate Shocks, State Capacity, and Peasant Uprisings in North China during 25-1911 CE,"Economica, 2015, 82, 295-318.
2）相对于定居农耕区，游牧民族受旱灾影响的程度更为剧烈。
想到旱灾，很多人立刻联想到农田颗粒无收、农民家破人亡的惨状，但事实上，定居农耕是对负面气候抵御能力相当强的一种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上知乎的应该都听说过《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戴蒙德，这货在 1999 年提出过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定居农耕是最糟糕的发明，让人类平均身高下降了将近 10 厘米。
确实，人类为定居农耕的选择付出了一定代价。然而，这样的组织进化是经过成本 - 收益权衡后的结果。根据陈志武教授的观点，人类选择定居农耕，有利于规避风险。尽管农业地区遭遇气候灾害会很惨，但是 1.非农业的游牧区遭遇灾害后的结果会更惨。2.农耕区可以发展出庞大的社会组织规模，通过更加细致的分工促成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比如保险业的出现（在农业社会，很多东西可以理解为保险品），而且，农耕区在遭遇灾害后还可以进行有效的赈灾（比如陈强教授的研究中就提到了，中央政府的赈灾行为显著降低了农民起义的概率）。
综上，遭遇旱灾后，同样是惨，程度不一样，游牧民族南下的动力提高，机会成本降低。
3）另一个关键性的因素，王朝的年龄往往被忽略。根据陈强教授这两篇的研究成果，似乎王朝周期论是有道理的，长王朝在早期确实对农民起义与游牧民族入侵有较强的抵御能力。而且这个影响因素相当关键，直接决定了游牧民族入侵的机会成本的大小。
旱灾 + 游牧王朝相对中原王朝的年龄 = 决定攻打中原、夺取政权的概率
顺带唠叨几句题外话：
很多科班的历史学者不满经济学者搞计量研究和”经济学帝国主义“，但在社会科学里，经济学确实是搞得比较出色、解释力比较强的，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应该怀着开放的心态欢迎有解释力的新方法。你当然可以强调说“不能为了定量而定量”，但是哪个搞计量史学的学者不懂这一点呢？而且当下中文历史学界，计量方法的应用还远远没到让人担心“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