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经济有着怎样的影响？

这个问题我从小就非常感兴趣。

记得初中的时候读阿西莫夫的小说《基地》，看到小说里有一门学问叫做“心理史学”，大概说的是一个天才的科学家谢顿，将人内心的思想文化、以及经济社会的各种因素作为参量，用统计学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模型。而那个科学家居然利用这个模型预测了整个银河帝国未来一千年的走向。

当时我就对此十分着迷，觉得这样的理论当真是叹为观止，寻思着现实当中有没有类似“心理史学”的理论，能解释人的性格、气质，乃至文化、习俗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呢？

其实这类的论述早已有之，不过多是些哲学家或历史学家们不严谨的观点。

比如早期的一些汉学家认为，儒家文化的保守决定了中国无法完成现代化。马克思也认为，与文化相关的上层建筑会作用于物质性的生产劳动。

但文化具体如何影响经济的呢，他们的论述似乎多是主观的推理，难以让人信服。

再后来，我读到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这本书正是试图建立一个框架去解释文化之于经济的作用（可惜是社会学框架而不是经济学框架）。

韦伯认为，正是新教徒的勤勉、注重现世的特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想，韦伯大概是试图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尝试解释这个问题的第一人了。故此，韦伯在社会学界的伟大也正在于此。

这几年，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分支——文化经济学——兴起了，并且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现在俨然是经济学的热门领域之一。

这帮经济学家，就像阿西莫夫笔下的科学家谢顿一样，运用统计学方法，试图寻找一个文化变量与某个经济现象之间的相关性。

比如 12 年的一篇文化经济学研究，我就看到多次被引用：

Voigtländer, N., & Voth, H. J. (2012). Persecution perpetuated: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anti-semitic violence in Nazi Germany.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3), 1339-1392.

这篇文章大概说的是：

14 世纪黑死病肆略的时候，德国，当时还叫神圣罗马帝国，其境内的一些城镇将犹太人看作是瘟疫的罪魁祸首，将他们绞死以求上帝宽恕。

而 600 年后纳粹德国，那些当年反犹最激烈的城镇，居然过了那么长时间，仍然是迫害犹太人最多的区域。

在 1930 年代，就是这些城镇为希特勒投票最多，当地报纸上的反犹文章也最为激烈。

即便在 600 年中，有些城镇已经不再有犹太人居住，但当地的反犹情绪丝毫不减。

反犹活动根本不能给当地带来任何短期经济收益，反而因为缺乏犹太人建立的金融和交易媒介而严重损害经济。但只要统治者稍有纵容，这种反犹的浪潮便会死灰复燃。

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感到非常吃惊——文化对于人类的影响居然如此惊人。

还有一篇 paper，The Modern Impact of Precolonial Centralization in Africa，by Nicola Gennaioli * Ilia Rainer *。

Gennaioli 和 Rainer 发现，在非洲，如果欧洲人到来之前，当地只有酋长而没有健全的中央政府，那个国家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最贫穷的。反之，如果有比较健全的政府，那个国家今天的医疗、教育以及基础设施的发展也相对较好。

图的横轴是政府在前殖民时期集权的程度，纵轴是 90 年代铺设的公路数量。

而我觉得这篇论文的结论同样可以适用于东亚，特别是中国。

你们看看亚洲，凡是古典时代政府健全的，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在决定赶超西方时，总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保持极快的经济增长率，迅速地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乃至发达国家。

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虽然地理距离较远，但都属于中华文化圈。他们的资源、地理区位、政治环境都迥然不容。他们的经济奇迹恰好说明了：不是其他因素，而唯有文化因素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增长。无论是独裁的蒋介石政府、强力的李光耀、还是港英治下的华人官僚，都可以有效地组织社会资源，迎接挑战，找到一条适合本地的发展路径。

反之，在荷兰人或西班牙人殖民之前，还是原始部落的印尼、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他们的经济发展则最缓慢，政府腐败不堪，国内问题重重。

而那些拥有比较健全政府的国家，比如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发展速度虽不及东亚国家，但也远超毗邻的印尼和菲律宾。

菲律宾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例：它地理区位不错，战后又有许多西班牙人和美国人留下的设施，和美国的关系又很亲密，可以说各方面都占尽优势。我记得有次听余英时先生演讲，他说 1950 年代去马尼拉参加童子军大赛，看到那里有不少楼房和 taxi，而台北街上还全是黄包车，便觉得以后台北要是能像马尼拉一样就好了。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台北在每个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马尼拉，这难道不是文化的优势吗？

和菲律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鲜，菲律宾 15 世纪以前还是原始部落，但彼时朝鲜学习中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系统。看看战后的朝鲜，经历全境的战争、和各方交恶被制裁、处于极北苦寒的山地因而粮食产量极低、毗邻敌国需要时刻保持大量常备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能发展一定的工业，甚至制造核武器。菲律宾和刚果这样的国家可以做到吗？这难道不是文化的优势吗？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都证明，文化因素不仅不应当被忽视，而且是影响经济社会的一个极其极其重要的因素。

相信日后，研究会越来越完备。说不定，有朝一日，真的会有像“心理史学”一样的大统一理论，得以解释从文化到社会的每个因素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

首先谈一下我对文化在经济学上的理解。文化的定义有很多种，范围也很宽泛，毕竟文化是和经济并列的概念，不过我认为在经济学上的文化所涉及的范围要比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小的多，因为我们必须要将文化纳入到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内。我看到过的、加上我觉得可行的在经济学中的文化概念包括：宗教（这个在西方尤其明显）、思想流派（比如儒家思想）、伦理、价值观和品质（比如中国人吃苦耐劳、勤俭节约）、意识形态，此外“历史”勉强算是。经济学涉及文化较少，原因就是文化的含义太广且太虚，即使能具体到某些方面，量化又是个大问题，而且有些时候文化的影响的确还是有些说不清道不明。制度经济学相对来说是对文化涉及比较多的一个流派，因为制度涉及社会和历史，而这二者又和文化关系密切。

在说制度经济学学之前先提一下被许多人忽视的德国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兴起于 19 世纪的德国，其观点与古典经济学截然相反，反对抽象演绎的方法，强调历史归纳的方法，否认经济学规律的普遍性，强调经济学的国家性和民族性，反对自由放任，赞成国家干预。主张通过分析各国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具体的经济政策，强调心理、道德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后来历史学派衰落了下去，但其观点传到美国后，对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产生了影响。

在德国，随着历史学派的衰落，弗莱堡学派在 20 世纪开始兴起，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瓦尔特 - 欧肯（Walter Eucken）先前受到历史学派影响，后来对其进行了批判。弗莱堡学派日后也成为了德国当前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之一，而社会市场经济的另外一个理论基础是基督教社会学说，即“人”不仅仅是独立的自由的人，同时还是社会的人，这也就把经济制度的社会性提到了很高的位置，这也是德国的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有别于英美的市场经济，国家并非什么都不管，而是要制定框架条件，保证公平竞争。这样的国家“有所为”的制度安排在德国是有传统的，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丝历史学派国家干预的影子，而社会市场经济中“社会国家”的一面又可以看到基督教的身影。再往深了说，这些制度都多多少少受到黑格尔、康德、费希特等德国哲学家的影响。

历史学派曾和奥地利学派进行论战，后来被奥地利学派挑落马下。奥地利学派大佬哈耶克认为制度是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演化的结果，其中内部规则受到习俗、传统的影响。内在规则是指是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可以是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内在制度，非正式的内在制度包括各种惯例和风俗习惯等。而外在规则是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而下强加于社会的正式规则。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对内在规则、特别是非正式的内在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外在制度在设置上的重要根据就是内在制度，所以文化对制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制度经济学派的重要人物道格拉斯 - 诺斯，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其中他把一些文化因素增加到了解释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的变量中。诺斯认为，制度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其中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社会活动和交往中自然演化形成的，包括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见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关于文化与经济增长，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在他的《增长经济学》（Aghion, Howitt, 2009, The Economics of Growth）一书中的最后一部分专门写了一章 Culture and Development，作者认为，除了创新与资本累积、制度与结构改革，还存在第三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就是 culture and beliefs。作者选取了两个指标来论述文化对增长的影响，一是信任，二是父母对培养孩子的“耐心”的投入。

再往前推，有一本关于文化对经济的影响的着作不得不提，也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者认为新教教义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重要原因。Max Weber 本人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同时还是社会学家，他的这本书并非严格的经济学着作，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观点成为日后诸多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例如：

Becker, Woessmann, 2009, 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

Blum, Dudley, 2001, 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as Weber right?

Cantoni, 2010,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Testing the Weber Hypothesis in the German Lands

以上几篇都是用计量方法重新验证韦伯的观点，即宗教对 19 世纪前欧洲经济发展的影响。

此外，韦伯还写过另外一本书，《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用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韦伯的分析跨越中国封建社会的信仰、官僚体制、行政管理和农业制度以及法律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儒道文化和伦理便是深层次的原因。韦伯这本书遭到不少中国人批判，我们不讨论他的结论是否让人信服，不过韦伯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角度还是值得学习的。

我们可以把历史的维度扩大，将韦伯的结论推演出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为何 17、18 世纪之前中国是世界强国，而自此之后就直线衰落下去；同时西欧在度过了落后的中世纪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经济快速发展，将中国甩在身后，也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谜”。还有一种说法叫“欧洲奇迹”（European Miracle）（Jones, E. L. (2003):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或者说是“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Pomeranz, Kenneth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下图是公元 1 年到 1950 年主要国家 GDP 占世界总额的比例，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出“大分流”的迹象：

来源：根据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作者自行制作

第一行是年份，可以看到 1820 年中国 GDP 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远超西欧主要 12 国的总和，但到 1913 年，中国已经被德国和英国赶上，所占比已经缩水到了不到 9%，而西欧已超过了 30%。

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在这里不谈资本、人才、技术的影响，只看文化。按照韦伯和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说法，原因在于欧洲出现的“资本主义精神”（Weber, Max; Schmidt-Glintzer, Helwig (1991): 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Sombart, Werner (1969):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按照熊彼特的观点，这是“企业家精神”（Schumpeter, Joseph (1987):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Unternehmersgewinn, Kapital, Kredit, Zins und den Konjunkturzyklus.）。这里插一句，关于资本主义精神，原来邹恒甫多年前也写过相关文章，并且将“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增长建立了模型：

Heng-fu Zou, 1994,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nd long-run growth

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又实现了腾飞，下图同样是主要国家 GDP 占世界比例，从 1970 年到 2012 年：

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作者自行绘制

类似的图表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有关中国崛起的论文多的数不清。从文化因素来看，有人说是改革开放释放了企业家精神，有人说是中国文化的变迁，西方市场经济和自由思想的传入和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的出现，还有人认为是儒家思想，比如克鲁格曼猜测东亚经济腾飞可能是受儒家节约（导致高储蓄率）和重视教育的影响（Krugman, Paul (2008):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2008）。

文化对制度有影响，文化对经济增长也有影响。但说了这么多，感觉文化因素仍然是不太清楚。但我想如果把文化限定并加以转化，比如像克鲁格曼用高储蓄率代指儒家的节俭，再比如重视教育用教育的资金投入作为指标，进而表示人力资本的投入，或者用距德国维滕贝格（Wittenberg，德国城市，1517 年马丁路德在这里发动宗教改革，德国新教发源地）的距离，来表示新教的影响，这样文化也许可以更好的融入到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当然，量化文化要素是个技术活，不仅要熟悉计量，还要对文化有深刻的理解。说到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香港科技大学的龚启圣教授（James Kung），虽然他的研究领域并非直接涉及经济增长，但他在量化文化因素上的方法很值得借鉴，例如他用各地的孔庙数量和烈女的数量来度量清朝时期儒家在各地的影响程度（Kung, Ma, 2014, Can cultural norms reduce conflicts Confucianism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Qing China），他的分析方法给了我不少启发。

最后必须要承认的是，影响经济增长最最基本的要素当然还是实际投入，包括资本、人力，还有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等，相比于这些，文化的影响只能是次要的。虽然影响小，但也不可无视它的存在，毕竟我们完善模型不就是为了让它更接近于真实的世界嘛，所以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更巧妙的量化文化的方法涌现出来。

我在这个领域涉猎时间不长，不免挂一漏万，还请谅解。各位有什么好的文章和观点也可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