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标题：想要用相机去关怀，却成了对被摄对象的攫取与掠夺
任先生，跑题工程师
这问题实在是太大了，缺乏一个好的突破口。
自从摄影被发明以来，相较于其他艺术形式种种迂回的手段，摄影所固有的“见证”属性和更直接的观察方式，对人性的探求就显得更加的赤裸和不可接受。相机作为一种突兀的介入工具，往往会对被介入对象带来一种因外力而引起的变化，所以拍摄者和被摄对象之间形成的共生关系更值得让人深思。拍摄者可能处于某种崇高的立场，怀有悲天悯人的心愿去嗅探他人生活中阴影面，此时拍摄者本身就处于居高临下的救世主姿态，非但无法还原真实本身，却制造出一个拍摄者自身的思维投影陷阱，也与人文关怀中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的观念相违背。
我们一直在探求一种拍摄者和被摄对象之间合理的共生关系，使得可以在照片中展现某种需要正视的景象，促成某种变化。但是在早期的探索过程中，拍摄者往往只是为了获取照片，与被摄对象之间仅仅是一种攫取和被掠夺的关系。
多萝西娅·兰格《Migrant Mother》 1936
比如产自美国大萧条年代的著名照片《Migrant Mother》中，尽管兰格事后回忆，当走进这位母亲时“仿佛被磁铁吸引”，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她在拍摄时并不关心被三个孩子所包围的母亲，她只是单纯的上前拍了就走，甚至还有说法是，兰格当时承诺只是为了研究不会发表，而后却食言广为传播，成为了她的代表作。
但是照片中的母亲—汤普森本人，却迅速被遗忘漠视，成为一个反应大萧条的符号，照片虽引起来政府广泛的关注，但是汤普森自身的生活困境却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的改善。
带有人文关怀的心态去拍摄的照片，本身就代表了一类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会沾染上拍摄者本身的个体倾向性。
说到底，拍摄者可以自由的选择介入的视角，其本身的立场、修养和学养，影像捕捉的技艺，在一个最具张力的瞬间之中的高峰体验，在连续时间中截取片段的不同方式，都会反映在其拍摄的照片中。从更为宽阔的角度来看，图像的真实其实是一种不可深究的将现实显现为二维平面影像的心里幻觉，这种显现过程，显然是一种现实的仿像。从这个角度来看，拍摄者仅仅是一张照片的制造者而非现实的还原者；大众对于影像的判读，更是出自对于拍摄者制造出来的现实投像的联想和认同。
“太平洋战争胜利日，时代广场，1945” 也可以叫做 “吻” —— 阿尔弗莱德·艾森斯塔特 1945
当 1945 年日本投降的消息在美国宣布，时代光场街头掀起了狂热的庆典。而阿尔弗莱德·艾森斯塔特在人群中捕捉到了一名水手和女护士当街热吻的著名瞬间，当时被解读为失散多年的恋人的激烈拥吻，而实际上阿尔弗莱德后来解释到，“该水手沿街奔跑，抓住每一个看到的女人，不管她是一位老太太，胖的，瘦的，老的，都一样。”
一张水手抓住一个老人的照片是上不了杂志封面的，但是当他亲吻一名漂亮的女护士时，这张照片就在全国各地迅速的传播，虽然批评家评论照片是刻意为之并不是事实，但是与人群所愿意相信的真相仍有不小的差距。
在 2012 年的普利策奖评选中，《丹佛邮报》的克雷格·F·沃克以一组讲述战后创伤后遗症（PTSD）的老兵照片《欢迎回家，斯考特》获得新闻特写类奖项。
我们细细阅读这组照片的时候，可以看到作者并非一味记录主人公斯考特痛苦或者挣扎这种大众印象上应有的符号化画面。克雷格用了将近大约 10 个月时间和老兵斯考特朝夕相处，家庭的冲突，斯考特自身的孤独，现实的困境，噩梦的重叠，记忆的折磨，斯考特本身对正常生活的向往和努力，照片从一个更多维的层面来展开，绝非符号化套用。可以想象，跟踪拍摄一个 PTSD 患者是多么的困难，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很惨的一面展示在众人面前，只有不断的沟通交流，同时又避免对被摄对象过多的干扰，才能完成这种看似如同潜藏于无形的照片。同时克雷格并没有为了照片适合传播做媚俗的断章取义，而是选择了一种更为平淡，客观，潜藏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该组照片获奖也是因为普利策更多的是看重深层次的挖掘，而非像荷赛更为偏重照片的视觉表现力。
拍摄者自身的局限仍然存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几十年来照片中所蕴含的人文含义、表达手法之间的演变和进化。有人文关怀，或者开始考虑拍摄中人文关怀问题的拍摄者，如何营造与被摄对象之间一种融洽的共生关系，以及如何拿捏分寸，不为非理性因素影响自身表达，仍然是一个值得反复去探讨，反复去追寻的问题。
顾诤先生说：”以我对于人文关怀的偏颇理解，那应该就是对于日常的根本意义上的关怀。虽然日常并不那么令人振奋，但日常作为一种生活实践的政治，其实恰恰就是镜头下的人文关怀的题中应有之义。“
程新皓，做艺术的科学中年
先说结论，所谓摄影的人文关怀指的是使用摄影作为手段，实现社会制度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将有利于被拍摄群体及相关人群的现状，使其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能够得到保障。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要以摄影实现这样的“人文关怀”是非常困难的，或者说即使最终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功夫更多的也是在摄影之外，而摄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很可能是极其有限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确人文的概念。事实上人文，或者说人文主义这个概念最早在罗马时期出现，而兴盛于文艺复兴时期，然后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以至于我们无法简单宽泛的谈论大写的人文主义，而只能具体谈论人文主义的某些版本。比如说，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是指学习人文五学科的人，即语法、修辞、诗学、历史和道德哲学的修习者。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概念很可能和大部分现代人理解的人文主义完全不同。它并非在强调人的尊严，更不是在以人权反神权（事实上这一时期绝大部分的人文主义者都笃信上帝），而是在强调人的教育与自我构建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开始关注人类的理性，试图使用理性使得人能够从特定的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而到了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元素也加入了人文主义的概念中。最终在二十世纪，人文主义更多的是在反思战争、反思对人的还原论和机械论。对这个概念的梳理可以参考拙作《人文主义的谱系》。在该文结论之后，我做了如此补充说明：
经由以上分析，我们便也可以了解“人文”一词的适用范围。在最广义的情况下，它可以在“对人类价值的强调”或“以人类价值为核心”的意义上使用，如“人文地理”、“人文摄影”。但当提及“人文关怀”时，则需要明白，这更多的是在强调社会制度对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实现的保障，而非被庸俗的理解为对个人的关怀。而当我们说到“人文学科”时，我们所涉及的便是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五学科（语法，修辞，诗学，历史，道德哲学）及其后世变体，以及在之后人文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关学科（如社会学和人类学）。
由此我们可以反观所谓的摄影的人文关怀。如上文所说，人文关怀更多是在强调制度层面的建构，而非简单的对人的关怀。以这个标准来说，我们是否真的能够使用摄影来实现这样的“人文关怀”呢？难，非常难，但并非不可能。事实上，在摄影的历史上，曾有过为数不多的以摄影为主要手段，实现了社会改革的例子：
雅克布·里斯和他的平民窟拍摄。
路易斯·海因和他的埃尔斯岛移民拍摄项目。
路易斯·海因和他的童工项目。
尤金·史密斯和其对水俣病的拍摄。
在上述几个例子中，雅克布·里斯通过对平民窟的拍摄和与政府当局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纽约贫民窟的改造；路易斯·海因以其档案式的拍摄和之后的奔走呼吁，促成了童工法的实施，彻底废除了童工制度；尤金·史密斯晚年对水俣病的拍摄促成了国际关注，为环保政策的改革添加了筹码。在这几个“人文关怀”最终胜利的屈指可数的例子中，我们会发现，雅克布·里斯的拍摄远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充满善意和沟通的拍摄，而是使用闪光灯简单粗暴的拍了就跑；而海因的拍摄算是中规中矩的档案式拍摄，也是真正以摄影为主要手段促成社会改革的典范式（同时也几乎不可能被重复）的例子；而尤金史密斯则以其一贯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在这个拍摄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些几乎都是个例，除此之外，我们更多能够看到的是摄影的侵犯，摄影的宣传，而非摄影的人文关怀。
说到底，要实现这样的人文关怀，远不是简单使用摄影能够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上述几个成功案例中，摄影师也在摄影之外花足了功夫，在此，摄影甚至需要放下身段，真正成为有效的工具和手段。
而从另一个角度说，要呼吁和实现制度上的改变，首先需要的是对事实的理解判断，以及对有效的改变手段的提出。如果不是具有深厚学识、愿意为社会改变而投入大量时间与生命，并且能够有足够的组织和沟通能力来进行社会运动的人，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通过对表面的截取，通过简单的拍照就实现这样的“人文关怀”，只能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