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标题：把画画得像照片一样是要干嘛？诶你这么想，就中计了
翁昕，艺术经纪人；专栏《不艺术不幸福》；微信公众号：artalkweng
我父亲是中国写实画派最早一批成员之一，从冷军 2005 年加入中国写实画派，每一年我都跟着去布展，看他的展览。在开展之前，也会听艺术家们对着还没挂起来的画互相交流经验。如果赶上写实画派的画家们开会，我父亲也会在回家后和我一起讨论大家的画作。因此，关于冷军的画，以及周围同行的艺术家怎么说，我想我多多少少还是可以说两句。
2014 年中国写实画派十年展布展现场，右一为冷军作品《小唐》
首先，关于这个题目，我觉得用来说冷军，其实有点不恰当。至少，冷军曾经提过，自己并不是一个大家印象当中的那种“气死照相机”的超写实画家。他一直坚持写生，而不是在照片的基础上“超越照片”。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相机这个东西虽然清楚，但是它本身很难说是有感情的。人如果过度依赖这种没有感情的镜头，那么就会在这种依赖的过程中，让自己作为艺术家的感知能力不断退化。如果感知能力退化，那么艺术作品中感性的那部分就会变弱，就不那么容易感动别人了。
冷军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解决途径，就是靠写生。对着活人盯着看，要想自己是如何被这个人感动。有感而发之后，才能谈具体的绘画技法，型准不准什么的。这一点，可以比对一下五十到七十年代的那一批艺术家，比如王文彬的《夯歌》。
王文彬《夯歌》，1957-1962，中国美术馆，北京
以现在的标准，如果我们盯着画面中人物的细节，比如腿啊，手啊来看，王文彬的造型能力肯定不如现在的画家。当然，他那个年代，能画成这样已经很了不得了。但你看他的作品的可取之处，最关键就是精气神。你看他笔下的人的状态，一群妇女在那里一边唱歌一边打夯，这个劲儿特别有生活，说明他自己也有打夯的经验。现在全国美展很多作品也反映工农，但有些艺术家就下农村拿很好的相机拍一堆素材回来，画出来的东西就不带劲。
然后我们再看冷军的画。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美院上学的时候还和邵大箴先生讨论过。他也谈到，很多人看到冷军的五角星，超写实，认为这件作品在 1999 年全国美展得金奖是因为画得逼真。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拿《五角星》来说，我们看到的时候，想到的肯定是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么。但在传统的绘画当中，五角星都是“红星闪闪放光彩”，没有这么锈迹斑斑，千疮百孔，七拼八凑的。曾经金黄色的，光彩耀人的五角星，现在却显得满目疮痍，五角星是不是也筋疲力尽，累了呢？而且，整个背景漆黑一片，五角星在这里更显得像是一个孤军奋斗的英雄。
冷军，《五角星》，1999，私人收藏
在当年美展结束后，就有人在《美术》上面批评，说冷军的作品是对神圣的无产阶级政治形象的亵渎。当然，这个并不是主流意见，但从当时的争论，可以说冷军透过自己的超写实，实现了自己的观念。而冷军的超写实，其实是为了他的这层观念服务的。如果不够写实，那么他的观念就不够锋利，不够触目惊心。但如果只是超写实，画出一个最闪光，最立体的五角星，其实没什么用。
而冷军的那些肖像，比如在朋友圈转疯了的《小唐》和《小罗》，其实也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他画这些，和西方那一批玩超写实的艺术家其实根本是两码事。同时，也正是由于他有这一套东西支撑，所以和那些“行画”很不一样。所以，如果单就冷军一个人的个例来说，超写实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意义就是，这是他一系列作品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失去了这个部分，整个画不能说不成立，但也是很不完整了。
冷军，《蒙娜丽莎——关于微笑的设计》，2004，私人收藏
但回到这个问题，我们抛开冷军的个例，再来讨论：在摄影如此发达的今天，超写实绘画本身的意义在哪里。
关于这个事情，我引用一句俗语——戴着镣铐跳舞。其实别说油画了，就连摄影本身，现在数码相机也已经在各个方面打败了胶片，而传统的冲印技术，比如银盐相纸那一套，更是老黄历了。但为什么还是有人玩胶片，玩双反，本身拍起来就麻烦，而且洗照片还不可控，为什么呢？这里面必然有数码相机尚没办法取代的东西。洗照片是什么？其实很重要一条，就是手工感。
海鸥 4B-1 相机，至今偶尔还能在央美看到有同学拿这个做作品
某种层面上说，任何一种艺术都是这样。我用油画，就算颜色调得稀一点，画得跟戈雅似的，但也很难实现像水墨画那样的写意感。而画国画的时候，颜色又没有油画、丙烯那么丰富，如果是用生宣纸，更是一锤子买卖。写实绘画和照相机比，简直是龟兔赛跑。但就在这种限制，也就是戴着镣铐的过程之中，艺术家绞尽脑汁，看起来是在做无用功，但正是由于这种看似无用的行为，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就有可能在观众瞪大眼睛的时候跑出来。
当初安迪·沃霍尔在做《32 个金宝牌汤罐头》的时候，首次展览便是 32 个罐头一齐亮相。这 32 个罐头都是统一包装，只有在标示口味的地方有所区别。对任何一个观众来说，站在这 32 个罐头前面，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耐心去一个个辨识口味的，正如这个作品的标题《32 个金宝牌汤罐头》——总而言之，就是一堆汤罐头而已。这恰恰是沃霍尔这件作品有趣之处。恰恰是这种看似枯燥而无意义的重复，让沃霍尔能够表达出他的寓意：我们的生活，就如同这一堆罐头，日复一日，每天都跟前一天没什么两样。在这样很难给人惊喜的日子中，只有那仅有的一点难以被人注意的不同，成为我们开始新一天生活的唯一动力。
安迪·沃霍尔，《32 个金宝牌汤罐头》，1962，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
对于他这套作品，观念艺术大佬杜尚一眼就看懂了。杜尚点评说：如果你拿一个金宝汤罐头重新画 50 次，你感兴趣的就不是视觉看到的罐头了。你感兴趣的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要把五十个罐头放到画布上的观念。
这话同样适合超写实，乃至整个写实绘画。既然摄像机这么方便，电脑软件修图这么方便，艺术家为什么还要费力不讨好地画写实呢？或许，艺术家正是希望激起观众的疑问，转而去关注艺术家将写实形象放在画布上的观念。当然，这话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一个青年艺术家，一味地只追求写实技法的精进，而不走脑子的话，那样的写实创作道路，是值得推敲的。
因此，只要有一日我们还能够从超写实绘画中琢磨出新滋味，那么，即使是摄影技术更加发达的未来，超写实主义的绘画作品依然会在当代艺术领域拥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