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市场」与负贴现率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是之前看知乎上的一个问题（如何评价「买书如山倒，看书如抽丝」这种行为？）所想到的。这个问题勾起了我关于和导师几年前探讨一个困惑的回忆，当时我们正打算作一篇关于非理性消费的论文，但有一个困惑却一下子卡住了我们。这个困惑是：

买很多用不着的东西算不算非理性消费？

就像上面那个问题中很多人发现自己都有的这种“买书如山倒，看书如抽丝”的行为一样，很多人都有这种屯一大堆用不着的东西的“坏习惯”。

当然，我们可以轻易地为这种“藏书癖”（背过 GRE 单词的朋友们应该对这个词记忆犹新）行为找到非理性的解释。最典型的一个解释是行为经济学中提到过的“投射偏误” (projection bias)：人们会系统性地低估自己偏好改变的程度。也就是说，人们在买书的时候认为自己买了书会看，是因为如果这本书现在就在自己手里，那么自己会看。但当书真正送到自己手里的时候，偏好改变了，懒了累了困了不想看了。而这种改变是没有被“买书时的我”预期到的。

行为经济学家 George Loewenstein 认为这种偏误起源于一个叫做“hot-cold sympathy gap”的东西，意思是人们在 hot 的状态下（被书的某些特质所吸引而产生的跃跃欲试的冲动）不能够对自己在 cold 的状态下（冷静下来之后的懒、累和没时间）的偏好有正确的估计，这也就与富人对穷人“何不食肉糜”般的错误判断一样了。那么，套用一个我非常赞赏的理性的定义：immune to introspect，这种行为是不理性的。

但是，我们要得到一个足够严谨的结论，似乎还需要问：“是不是存在其他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是否存在一个“理性解释”（即能否找到一个偏好以使这种行为是最大化这个偏好的）足以理性化这种行为。答案是肯定的。比如我，虽然严格来说我不属于看书如抽丝，但的确也是买书如山倒。这是因为有随手在书本侧边中做标注的习惯，所以我非常不喜欢去图书馆借书。为了防止有时候需要看一部分内容的时候书不在手边，我选择买下来屯着，以防万一。

虽然这样的解释可能都没有很强的普遍性，但无论如何，它们还是给这个看似不理性的行为找到了理由，而有理由的行为就是理性的——至少，它在最大化一个（看似不理智的）偏好。不过，这个解释也没有什么需要继续讨论下去的必要了。

当我读那个问题下面大家精彩的答案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另一种解释，这个解释来源于我初中的语文老师。老师跟我本家，也姓陈，山师大中文系毕业，地道无污染的文艺青年。当时他正在课堂上给我们安利余秋雨国师的《文化苦旅》，为了告诉我们他自己有多喜欢这本书，他做了这样的描述：

“《文化苦旅》，这是唯一一本我买来之后却不舍得读完的书。”

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喜欢吃肉的我小时候吃一盘蛋炒饭的时候，总要把肉之外的东西都吃光，留下一堆肉一口气都吃掉。我们用 Machina (1989) 给出的方式来表达就是“肉”  “米饭”，但 (米饭,……,米饭,肉,……,肉)  (肉,米饭,……,肉,米饭)。熟悉高级微观知识的朋友们应该能够意识到，这意味着时间偏好的不可加性，里面蕴含着跨期消费的互补性和广义的“成瘾”的可能性。

那么，是不是可以对藏书癖做类似这样的解释呢？是否可能有这样一种理性解释：人们急切着买了一堆书，但每一本都要等待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时刻再来读。只是这样的时刻一直没有到来而已。

如果你没有学过经济学，你不会觉得这样的偏好有什么问题，即便这个解释看起来比之前的解释还小众，但其存在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如果把这种偏好放进经济学里面，问题就大了，因为经济学假设人类对享乐是“不耐的” (impatient)。也就是说，经济学在“今天获得一百块钱”和“明天获得一百块钱”之间，决策者一定会选择前者。因此，经济学的模型也就很难预测这种解释中描述的这种行为。

之所以我们会假设人的不耐，本质上是要解释“利率”。我们知道，资本泛指所有能在未来产生回报的东西（即托宾所谓的“可交易的 IOU”），而租用资本的价格就是利息。从这个角度看，一本书当然也可能是一种资产，想要借阅别人的书也是要给别人钱的（这里假设了人没有“亲社会偏好”，是“self-regarding”的），这部分钱就是租用这本书所必须花费的利息。现在我们要问，我们需要花多少钱来借这本书呢？我们展开一点非常初级的经济学推理：利率是一种价格，价格就决定于供求，需求决定于口味和财富，而供给决定于“成本”。拥有书的人是这个市场的供给方，而在任何市场结构中（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价格都应该等于“边际成本”。而拥有书的人的成本，除了市场中其他人的 offer 造成的竞争压力之外，主要取决于他对于读这本书的耐心。

下面两段虚拟对话是我在向一位朋友借阅世界文学名著《左手倒影右手年华》时发生的：

对话一：

我：“这本儿《左手倒影右手年华》是你昨天刚买的吗？能不能借我批判性地看两天。”
他：“不行啊啊啊！！！我太喜欢郭敬明啦啊啊啊！！！他的书我一天都等不了必须今天全看完啊啊啊！！！你懂不懂这种粉一个人粉到骨髓深处的悲怆感啊啊啊！！！”
我：“好好好……那你也别跟马景涛似的。”
他：“你要借也可以，但是你要补偿我今天没法看的痛苦，友情价，一百。”
我：“我靠……有一百我就自己去买了，不借算了。”

对话二：

我：“这本儿《左手倒影右手年华》是你昨天刚买的吗？能不能借我批判性地看两天。”
他：“你那叫眼吗？这本书明明是《文化苦旅》呀！你怎么能把余秋雨大师与郭敬明这种网络写手相提并论！那格调、那气质、那底蕴、那文笔，还有那厚重感、那沧桑感、那历史感、那宇宙感，是郭敬明学得出来的吗？哇嘎哩共哦……”
我：“打住打住，文~化~苦~旅~，没说错吧，能不能借我两天？”
他：“好，嘿嘿，哎呀，反正这本书我也不舍得现在就读完，你就拿走吧。”

在上面两个对话中，“他”的耐心程度是不同的：第一个他是一丁点儿耐心都没有的，一定要在今天“消费”掉这本书，于是要想把书从他手里借走要花的补偿很大，甚至超过了书店。而第二个他，却出现了我们之前解释藏书癖行为时的解释，这时候他需要的报酬是几乎是零。

因此，藏书癖这种偏好如果是普遍的，那么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绝对不是我们看到的这样。这一点在当资产不是书而是货币时更容易看清。如果身为包工头的小明想从我手里借走一万块以给手底下的农民工发工资，约定明年还钱，且我相信他一定会还，没有任何信用问题，我应该朝他要利息吗？现实中的情况是肯定的，我不但要索要利息，这个利息恐怕还不低。但如果出现了藏书癖这种情况，事情就有些荒诞了：我今天不舍得花这个钱，我非要等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时刻一口气把这笔钱都花出去，这个时刻不可能在一年以内发生，所以这笔钱留在我手里一点儿用都没有。这时候，如果只有你朝我借这笔钱且你出价一毛，我也是可以借给你的。原因在于，我没有“不耐”。也正是因为如此，拒绝朝三暮四而选择朝四暮三的猴子的行为才不那么奇怪，很多致力于科普经济学理论的人都会告诉你，这是“货币的时间价值”。

可是，如果确信我们的观察是这种偏好存在，那么，是经济学理论错了吗？似乎也不是——这里的经济学理论的确较好地描述了现实中的资本市场，因为我们在现实中就是能够观察到一个严格为正的固定收益债券的利率。而且，大量事实表明人们就是在一些事情上面没有耐心，以至于经济学一直以来极少怀疑“不耐”这个假设有什么问题。George Loewenstein 在我后面要介绍的论文的开篇是这么说的：

在跨期决策分析之下隐含着的诸多假设当中，正的贴现率（就是“不耐”，笔者注）可能是最广为流传且无可争议的一个了。致力于估计个体贴现率的经验研究 (Hausman, 1979; Landsberger, 1971) 已经证明，这个假设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地方。事实上，一项近期的研究本想找这个假设的茬，却最终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正贴现率假设绝对是无可挑剔的。” (Loewenstein, 1987, EJ, pp.666)

那么到这里，经济学理论只好退守到这样一种说法：人们对消费绝大多数经济学所关心的商品时是没有耐心的，但在一些商品上人们却有过强的耐心——人们愿意推迟消费。

这个说法是对的。Loewenstein (1987) 报告了一个在自己课堂上进行的极其不规范但足以说明问题的实验：它要求学生对下列“商品”报告自己当下的WTP：

• 获得四美金；
• 避免丢掉四美金；
• 避免丢掉一千美金；
• 获得任你选择的以为电影明星的香吻（你们琢磨吧，我选高圆圆）；
• 避免遭受一次电压为 10V 的电击。

WTP 是指你愿意为这个商品支付的最高钱数，也就相当于“效用”。为了研究时间偏好，作者要求学生为在“现在立刻马上”、“24 小时之后”、“三天之后”、“一年之后”和“十年之后”分别报出自己的 WTP。那么根据不耐心的假设，因为这五种商品的“合意性” (desirability) 都是可以保证的，所以每件商品的 WTP 都应该随着时间距离的拉远而减小。但现实是：

我们看到，所有跟钱有关系的东西，都符合不耐心的假设，随着延迟时间的拉长，人们愿意为此付出的金钱越来越小，而两个和钱无关的东西，都不符合——人们更愿意把高圆圆的香吻安排在三天之后，而距离现在越远的电击，人们越喜欢花钱。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人会舍不得读完一本书但绝对不愿意毫无原因地推迟一笔现金收入到账。

作者为这种偏好找了一种边沁式的解释，认为这种偏好归因于“来自期待的效用” (utility from anticipation，下文简称 UFA)，这也是边沁当年罗列的十五种快乐的来源之一：一趟旅行，人们能够获得的快乐并不只是旅行本身，还有他事前对旅行的期待。也就是“此刻的总效用=此刻的‘体验效用’+UFA”，这里的体验效用就是我在吃的米饭带来的效用，而 UFA 是指我在现在幻想我五分钟之后可以不掺杂质地大口吃肉带来的效用。

这样，为了最大化两部分效用来源的产出总和，消费者将安排一个恰当的 timing。作者假设，人们对于体验效用是不耐心的，所以产生了将消费拉近的动机，但拉得太近就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徜徉在预期未来的甜蜜当中了。这样，两者就构成了推迟消费的成本和收益，也就可以在给定的函数形式下计算最优的消费时间了。换句话说，我会选择把蛋炒饭里面的肉攒到最后去吃，是因为我在苦逼地吃米饭的时候，因为预期之后可以痛快地吃肉而不被米饭干扰而痛并快乐着。我的老师会舍不得读完《文化苦旅》是因为现在可以预期自己在未来某个灯光好气氛佳的时候去读这本书。而如果我提前吃完了肉，老师提前读完了书，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期待的了。

说实话，这个解释给了我一种经济学已经退回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错觉……

这是因为，事实上，我们并不能观察到所谓的 UFA（神经经济学家认为自己可以），我们只能观察到消费者是推迟了还是拉近了自己消费一件商品的时间。所以，从显示性偏好的角度说，UFA 起作用仅仅是告诉了我们当消费者推迟了自己的消费之后“他心里是怎么盘算的”。但是这篇文章还是可以提供一些有意思的预测，比如人们延迟消费的愿望与哪些因素有关，怎么有关，而如果这些因素可以被观察，那么总的来说它还是增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的。

这篇文章我猜可能很多经济学子读完之后会暗骂“这特么什么玩意儿”，但这篇文章是作者在耶鲁大学经济系的毕业论文中的一章，你不服不行……

关于 UFA 与不确定性之间产生的其妙互动，我准备另写一文来说。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真正让我对这个解释有所不满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解答那个上文提出的问题，也就是人们会对哪些商品有异于寻常的耐心。这多少来自于宏观经济学模型处理消费问题时异常简单粗暴的作风：因为事实上消费是以“消费束”的形式被消费者选择的，所以研究静态问题的微观经济学通常会研究消费的结构，大名鼎鼎的恩格尔系数就是其中的代表。但因为宏观经济学要研究的是跨期问题，经济学家关注的更多的是人们在“今年的消费”和“明年的消费”之间的纵向权衡，所以不太能够再研究固定时间之后收入花费到各种消费品中的横向权衡，充其量是把“消费品”、“耐用品”和“闲暇”这些大类简单地分解一下而已，否则问题就太复杂了。

但要抽象掉横向的“消费结构问题”而去研究纵向的“消费储蓄问题”，我们就需要用一个东西去度量每个时间点或者时段中消费的数量。然而，一个消费束本质上是没有大小的，人类只能比较实数的大小，超过一维的东西我们都比较不了大小——你很难说“一个馒头加一罐儿老干妈”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你也很难比较“两个馒头加一罐老干妈”和“一个馒头加两罐老干妈”之间究竟哪个消费得更多。所以，为了简化模型，宏观经济学通常认定“消费=支出”，而支出是可以用“一般计价物”也就是钱来度量的。这意味着，我这个月的支出被浓缩到一个数字“两千块”当中去了，至于这两千块花费到了哪里宏观经济学家不怎么喜欢深究。

其实，我们求解数学模型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也没法深究。

罗氏给出的模型继承了这一缺点，在模型中，效用是两部分的加和，而两部分的自变量都是抽象的“消费的数量”，这使得我们无法据此对“消费的种类”对人的耐心产生的影响做出分析。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消费的横向的结构安排和纵向的时间安排同时其作用的情况，因此，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打通宏、微观经济学的两种建模方式以图得到真理。

当然，这不是这篇文章所要做的。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模型，就能够大大简化我们检验经验命题的难读，使得理论真的落地。不过这里我还是想给大家一个假说，我还没见过有人从这个假说的角度去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你有兴趣验证一下的话我个人觉得还蛮有意思：

人们对消费的耐心决定于复制消费体验的难易程度。复制体验的难度越大，我们的耐心越强。

当然，这个理论在已有的经济学文献中还是能够找到蛛丝马迹的。比如斯蒂格勒 - 贝克尔的那篇经典的“论口味的稳定性”问题的文章：

这篇文章产生于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假设——偏好是稳定的——和一些被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指出偏好的不稳定性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口味的稳定性是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石——显示性偏好理论不可松动的假设。在所有否定偏好稳定性的经验证据中，有两个例子非常有意思：一是成瘾，消费者是否曾经消费过成瘾品会改变消费者进一步消费成瘾品的偏好，比如酗酒者对酒精的偏好要高于自己还没酗酒时的偏好。二是所谓的“马歇尔问题”，一位听惯了高端古典音乐的人很难再听得进去幼稚的流行音乐了。两个例子中，如果我们天真地用显示性偏好弱公理去考察消费者的行为，那么你会发现一个可变的偏好，这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对消费者行为的考查方式整体性地土崩瓦解。当然，现在决策理论家已经在“可变偏好”这个方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一方面放宽了对决策者口味稳定性的要求，但在另一方面提升了对决策者预测未来时的“老练性”的要求，近似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但在遥远的 1960 年代，这种方法非常不成熟，仅有两篇文献横跨了十年左右分别做了试探性的工作。

斯蒂格勒和贝克尔要做的工作是，怎样在把偏好的恒定性保留下来的同时让理论免于这些经验事实的攻击，而不是像现代的决策理论家那样直接不承认偏好的恒定性。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偏好与偏好之间还存在着人际的横向差异，于是当我们观察到两个人的决策不同时，我们不知道该把它归因为人际的横向差异还是跨期的纵向差异。贝克尔说：

传统的选择理论的缺陷在于，它既不能说明偏好如何形成，又不能预言偏好的影响，但它却基于偏好上的差异去“解释”行为。

于是，他们完善了大名鼎鼎的“家庭生产理论”。这个理论的大意是这样的：传统的消费者理论中，消费者去市场上买了东西，人们的偏好是直接定义在“买了什么”上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同样是新古典决策理论的另一边，即生产者理论中，生产者去（要素）市场上也买回来一些东西，资本、劳力、专利技术等等，但他们的偏好并不是直接建立在“买了什么”上的，他们比较的是利润。买了什么和利润之间存在着一个沟壑，这个沟壑就叫做“技术”，也就是说，厂商可不是买回来什么就用，他们还需要用这些买回来的东西去生产。把这个类比用在家庭生产理论中，消费者去市场上买的东西，消费者的偏好也不应该建立在买了什么上，而是建立在这些买回家的东西在家里能生产出什么玩意儿来。

那么，你肯定会问，这些东西能生产出个啥？我猜如果你读这篇文章读得足够仔细，一位头掉下来被当球踢的大人物的名字已经在你的脑海中慢慢清晰了：

杰里米·边沁。

这些东西生产出的是“感觉”。贝克尔说：

虽然家庭生产函数分析提出从根本上重新构造消费者需求理论，但从选择理论的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这似乎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突破。杰拉米·边沁在其 1789 年发表的《立法原理》中提出了 15 种“简单快乐”，并把它称为“我们感官之清单”，这些快乐恐怕概括了人的快乐（亦即效用）函数方面的基本争论。……一般说来，这些快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市场获得的产品“生产”出来。

因此，斯蒂格勒和贝克尔作为芝加哥学派的扛鼎人物，从这样一个已经退了几步的阵线上对偏好的稳定性做了辩护：人们对于感觉的偏好是稳定的，可变的是商品产生感觉的能力。这种能力似乎与数理心理学里面的金科玉律——韦伯定律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韦伯定律说，神经系统持续接受某种刺激时产生的感觉递减，在成瘾和马歇尔问题中，都有这个道理的存在。

有了这些铺叙，我提出的这个假说可能就不那么难理解了。人类之所以对货币收入没有耐心，是因为我们拿着货币去市场上能买到的东西，其生产出的“体验”或者“感觉”或者“快乐”，都是容易复制的。对于这些东西，我们大可以不耐心地去消费，是因为消费的体验结束之后我们完全还有能力再去消费之，这时候，消费只是一种对物质资源的消耗。但对于读《文化苦旅》这件事来说，由于人类的认知是不可逆的，你一旦知道一件事情就很难清空你的记忆再重复一次这种快感了，除非你是《记忆碎片》的男主角，阅读这本书带来的愉悦体验对你而言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次性的。无论你再从市场上买回多少本文化苦旅，这种初读之快感却是再也回不来了。同理，对于高圆圆的一个香吻，就更不是我们能够随手买得到的东西了，除非你是赵又廷，这辈子你应当以无限接近 1 的概率不可能被高圆圆吻到，所以这根本是难以复制的。那么，人不选择就近消费之，就有理可循了。

此时，消费不只是对物质资源的消耗，还是对未来再产生这种感觉的机会的消耗。比如电击，根据传统理论的预测，我们要把电击尽可能地推迟，但因为避免电击是一种很意外、很难以复制、无法在市场上买到的体验，所以尽早电击的同时也就封锁了今后遭受电击的机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罗氏的文章把这个假说带进去，是可以得到我们的结果的。

这也印证了一句话：能拿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结束语：

“消费”实际上是一个在经济学论文中非常混乱的词语，虽然消费通常是指人类对物质资源的消耗，但是经济学武断地将消费等价于“支出”，这本身就假设了“完全市场”。每当我们一提到“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名词时，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会本能地想到“竞争”而不是“完全”，于是我们错误地将完全竞争理解为“完全地竞争”而不是“完全且竞争”。完全市场意味着所有可能存在的消费品都有市场，但是在家庭生产的框架下，不是每种“感觉”都有对应的技术能够达到，这使得即使家庭生产的要素市场是完全的，但感觉的市场却很难是完全的。

没用一个数学公式写完这篇文章，我觉得自己棒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