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标题:好好的书被翻译过来,总是容易变味
我悲观地认为,翻译只能大致地保留一些结构上的、观点上的东西,属于语言中最活跃而有生气的部分,都不容易保留,什么最容易流失,要看翻译什么作品、谁来翻译。
语言之间,有或大或小的鸿沟。语言是一个民族特性、历史、文化的集中呈现,这个缝隙不容易弥合,要用力、以及运气,有时候主要靠运气。
举个最著名的例子: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好的小说之一叫《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个标题大概是对应原标题。不变动结构、在中文里听着顺耳,几乎没有好办法,比如改成《没人给上校写信》和《上校没有信》,但是都不对。勉强说成《没有信的少校》也不是很顺。有一套我印象不是很好的小丛书叫“大师印象”,胆子比较大,把这篇译成《没人为之写信的上校》,不如不改,还把通常翻译为《爱之后必然死亡》的另一篇,译成《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马尔克斯有了村上春树的气象。
这还只是标题而已。
语言的这种鸿沟,让诗歌和以语音、调动感官、直接经验的意相来造境的文字,一直最难翻译。中文津津乐道的对偶形式和思维,没法让别的语言理解。
林琴南已经少有人提了。他的翻译见解也绝版了,他有个优点是不懂外文,所以译本不重“忠实”而贪图流畅,诸如“what I say”、“you know”之类割开句式的短语,绝不像后世译家那样去伤脑筋如何一一对应,而是统统删去。这种翻译,和改写差不多,剩下的主要是故事梗概。
“信达雅”是严复提出的,但是我觉得用文言翻译《天演论》《原富》,虽然他已经尽力而为,但是让人很难摆脱到和文言捆绑在一起的语境和观念。这就像今天爱看美剧的青年人听力再不好,也能够顺畅地通过字幕组看懂,获得大致的快感,同时,央视不断尝试的配音却进境不大。主要是中国城市青年对欧美文化基本承认和了解,能 GET 到各种点,你们家老邻居虽然说得句句是家乡话,但他们的思维,你却只想与之对抗,无从感染你——这种流失,好像是和翻译关系不大,因为表现为观念、文化构成的不融,但是观念和语言是一体的,翻译过来看起来别扭,放在原文里就顺畅。
(我给小孩念未经改动的《一千零一夜》,念了几页就得扔下,我实在没法解释清那里面的许多东西,按照我的价值观,实在不是什么适合让幼儿尤其是女孩子知道的故事。很奇怪,更血腥的希腊童话,却没有问题。)
我们总喜欢说,假如《红楼梦》能够找到个好翻译,可以把外国文学界震撼得够呛,其实呢,真的是未必,他们不大能够 GET 到,也不见得多么想 GET 到。
翻译对中国读者居功至伟,前些年,连以文体为生的小说家,写出来都是一股翻译腔,可见影响大到了什么程度。这样困难,再结合国内翻译界低到令人发指的稿费,除了贾秀琰老师,一切书籍翻译、字幕组从业者,都值得敬仰和一再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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