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链接:台湾作家陈映真去世 曾创办《人间》杂志
让我们坦然无惧地骄傲地说,让我们这个残破的祖国,在民族自由和平的基础上,让这个民族重新统一起来,让我们的祖国重新寻找她更好的前途,让我们为这个祖国献出我们的力量,也为这个祖国感到最深刻的骄傲。
——陈映真 1987 年
11 月 22 日,节气小雪。那天早上的北京,零下十度,冷得刺骨,路上的积雪还没化。下午,我坐高铁从北国到南国,万水千山,飞雪连天相送,从山东到安徽的平原上,铺满一层薄薄的白雪。我在手机上看到一条消息——
在北京最冷的时候,当我短暂停留并离开北京的时候,陈映真也终于离开了。
三年前的 11 月深秋,我在从北国到南国的铁路上,看完陈映真的短篇小说《山路》,说的是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过后,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和赎罪者的书信。文字并不长,我很快读完,忽然眼圈发红,窗外黑茫茫的是飞快穿越辽阔大陆的寒冷秋夜,一如那座湿润海岛上的铁路山路墓碑与日文信札间的痛与爱,令人难以遗忘所有相同的牺牲与怀念。我们仍然走在那条曲曲弯弯的山路上“了望着远方”。
那一年,仅过了一个月,我到台湾交流,在一个公开场合说了这段读书笔记。当场有位台湾左翼统派作家蓝博洲对我说,他惊讶于如今还有人在读陈映真的小说。蓝博洲是苗栗人,作为陈映真的晚辈,擅写非虚构文学,他的《幌马车之歌》写早期台湾共产党员如何到大陆参加抗日战争,却在台湾光复后死于二二八事件的真实历史。蓝博洲亦是中国统一联盟的副主席。那次台湾之行,接触的都是左派作家,在台湾基本被边缘化。而台湾的本土青年运动,如太阳花学运反服贸占领“立法院”唱《国际歌》也属诡吊之事。那时候,接待我们的还有一位台湾淡江大学的吕正惠教授,不久前,吕教授到上海的高校讲台湾文学,上海的同学们提到了白先勇、龙应台、李敖、柏杨(以上也都是大陆文化界趋之若鹜的名字,还有朱氏三姐妹、张大春等等),但无人提及陈映真。
陈映真,出生于 1937 年 10 月 6 日,日据时代的台湾苗栗县竹南镇中港。原名陈永善,笔名“陈映真”原是早逝的孪生小哥的名字。早年做过高中英语老师,又进入辉瑞制药工作。1968 年,因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等原因,国民党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包括陈映真、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陈述礼等“民主台湾联盟”成员共 36 人,陈映真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关押在绿岛监狱。
1975 年,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特赦出狱,他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乡土文学的盲点》,他的论战对象就是后来在大陆因《乡愁》而名声显赫的诗人余光中,反对把乡土文学视为大陆的工农兵文学。
据陳映真后来的回忆——余光中曾将陈映真文章中引述马克思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从香港寄去美国给陈芳明,辗转交给当时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王升,告密陈映真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在当时戒严的台湾岛是死罪。最后,陈映真在徐复观、胡秋原等人力保之下,侥幸躲过这场灾祸。
1999 年,陈映真谈及当年的白色恐怖——
“台湾 50 年代的白色恐怖的惨虐,绝对不仅仅是说,国民党的残暴,蒋介石的没有人性,我们要反对国民党不是这样的逻辑。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镜头,从台湾往后拉,来看全世界的话,你就知道战后世界的形成,特别是战后冷战世界的形成,到处都充满了这种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为羞耻的这种集体的屠杀,集体的摧残,集体的虐待……”
八十年代以后,陈映真继续参与文学杂志的编辑,在“中国结”与“台湾结”的论战中与本土派交锋。1985 年,陈映真创办《人间》杂志,1988 年,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1989 年 7 月成立人间出版社。
陈映真说过:“我为自己是生于台湾的一个中国人而骄傲。”
1983 年,陈映真应邀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结识了王安忆。从此,王安忆将陈映真视为人生导师,她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认识了陈映真,几乎我觉得他是我的引路人。”
王安忆赴美交流结实挚友陈映真 愤青思想遭批评 - 可凡倾听 - 腾讯视频https://v.qq.com/x/cover/kv5eevex9vioubq/q0015xd2i7r.html
90 年代以后,陈映真多次访问大陆,作家查建英回忆,她在一次会议上见到陈映真的直接印象——
“那都九几年了,他可能真是台湾七十年代构成的一种性格,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精英意识、怀旧,特别严肃、认真、纯粹。但是他在上头发言,底下那些大陆人就在那里交换眼光。你想那满场的老运动员啊。陈映真不管,他很忧虑啊,对年轻一代,对时事。那个会讨论的是环境与文化,然后就上来张贤亮发言,上来就调侃,说,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污染,你们来污染我们才能脱贫哇!后来听说陈映真会下去找张贤亮交流探讨,可是张贤亮说:哎呀,两个男人到一起不谈女人,谈什么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多晦气啊!”
这段对话是怎样的错位啊,陳映真与张贤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刹那间,在台湾与大陆之间发生了斗转星移。这种巨大的改变,至今仍在持续之中。
是啊,台湾变了,世界变了,陳映真深爱着的祖国大陆,甚至变得比整个世界更快。还是王安忆在《英特纳雄耐尔》中回忆到——
“二 00 一年末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陈映真先生作为台湾代表赴会,我与他的座位仅相隔两个人,在熙攘的人丛里,他却显得寂寞。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我,还是对更多的人和事失望,虽然世界已经变得这样,这样的融为一体,切·格瓦拉的行头都进了时尚潮流,风行全球。二十年来,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我总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里得到回应,可他总是不给我。或是说他给了我,而我听不见,等到听见,就又成了下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2016 年 11 月 22 日,小雪时节,距离我第一次看陈映真的小说,恰好过去三年。巧合的是,我同样坐在高铁上,听到了陈映真去世的消息。
我想,人总不易看清眼前的路,畏惧将要到来的,害怕尚未失去的。道路永远在那里,不是你向未来奔去,就是未来向你走来。
陈映真,可能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一代人没有走完的山路,终究将要由下一代人继续走下去,哪怕前路是崇山峻岭与茫茫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