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 · 芬奇会接受毕加索的艺术吗？
翁昕，艺术经纪人；专栏《不艺术不幸福》；微信公众号：artalkweng
严肃地说，我认为达·芬奇肯定会接受毕加索的艺术（当然，接受和喜欢，乃至于追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非常期待有朝一日见到这两人的对谈。或许他们早已在天国成了忘年交。一想到有可能可以参与他们的沙龙活动，让我自己的死亡这件事都显得有点值得期待了。这一篇，试图推测的就是假设真有天国，这二人相见的样子。
“达·芬奇会接受毕加索的艺术吗？”这听起来是个开脑洞的题目，但其实，如果不只是抖机灵的话，这个问题还真挺难回答的。我在今年 5 月 17 日看到这个问题后，这句话就一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我们常常说，好的艺术品是可以穿越时间而久经考验的，博物馆里的画作便是证明。不过，两个艺术家，彼此相隔好几百年，纵使“心有灵犀一点通”，但他们二人真的能通吗？为了搞清楚这件事，我翻了好多资料，希望能够间接地找到他们在天堂可以彼此交流的可能性。
弗洛伊德和布雷东
最初给我信心的，是偶然间读到的一封信。信是心理学前辈西格蒙·弗洛伊德写给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安德烈·布雷东的。布雷东所发起的超现实主义，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很大的影响，但是当这二人见面的时候，却几乎鸡同鸭讲。事后，弗洛伊德在信中说：
“我真希望您可以包容地接受这件事：老实说，尽管您向我提供了这么多您和朋友们（指超现实主义画家）受我启发而创作的证据，但我真是，完全无法判断超现实主义是什么，以及超现实主义要干什么。或许我天生愚钝，无法理解艺术——这个我望尘莫及的东西。”
西格蒙·弗洛伊德 致 安德烈·布雷东，1932 年 12 月 26 日。
看起来，即使现在的我们非常清晰地知道，超现实主义艺术的的确确和弗洛伊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当时，弗洛伊德根本搞不清楚超现实主义要干嘛。以至于在 1938 年，达利想要见弗洛伊德的时候，弗洛伊德起初是想拒绝的。达利想办法走了后门，托了斯蒂芬·茨威格，茨威格将达利称为“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画家，同时是您的理论最忠实的践行者”，才终于促成二人的见面。
事实上，当达利见到弗洛伊德，并且激动地表示希望为这位精神分析之父画像的时候，弗洛伊德依然觉得眼前这个脑残粉的脑真的是残了。
达利，弗洛伊德肖像，1938
不过，达利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一幅自己的最新画作，《纳西塞斯的变形》。虽然弗洛伊德当场没有说什么，但是在达利走后一天，他就赶快写信给茨威格说：
“这样的一幅画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呢？调查分析这件事，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
达利，纳西塞斯的变形，1937，达利基金会
遗憾的是，二人见面的时候，弗洛伊德已经不久于人世，他自己也清楚这件事，因为他突然发现，身边的人已经不再劝阻他抽雪茄了。最终，弗洛伊德没有见到达利后来的爆红，我们也不知道弗洛伊德究竟如何以艺术欣赏者的角度去评判达利的作品。但毫无疑问，他的态度和几年前见布雷东的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
1993 年，剧作家特瑞·约翰逊对此心驰神往，将二人的相见写成了一出话剧，演的正是这两人会面的那两个小时。
话剧《歇斯底里》剧照，2013 年 9 月
或许，当达利死去的时候，弗洛伊德已经在天国的大门翘首以盼，要跟他好好聊一聊艺术这件事。于是，我便沿着这个思路往下想，假如真有天国这回事，那么当达·芬奇和毕加索见到后，他们会说什么呢？
当然，他们的见面有几种情况。其一，在毕加索死掉之前，达·芬奇早已见过了伦勃朗、鲁本斯、维米尔、委拉斯贵兹、梵高、莫奈等等艺术家。毕竟这些人都比毕加索死得早。如果真是这样，那场面应该颇具喜感。而且达·芬奇一路看过来，应该和任何一个我们现在读艺术史的人一样，可以循序渐进地理解后世的艺术。这里面固然有一些他不认同的地方——事实上，即便是和同时代的米开朗基罗放在一起，俩人也有不少在艺术追求上的冲突。但总的来说，要理解毕加索的艺术，对聪明绝顶的达·芬奇来说，应该不是难事。
不过，我知道知友问的不是这个，您想看的是，如果达·芬奇没见过前面这些人，而是直接被神秘博士拉到 20 世纪来见到了毕加索，他能不能接受毕加索的艺术？
我认为，正如弗洛伊德对超现实主义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达·芬奇最终还是会接受毕加索的艺术，甚至可能会欣喜于，毕加索做了一些达·芬奇想做，但生命有限，而来不及做的事情。
通常来说，如果我们抛开一些极端个例，比如包豪斯的伊顿和杜斯伯格这种水火不容的死对头，那么绝大多数的艺术家，在没有私人恩怨的情况下，是可以沟通的。并且，他们会被对方身上那些和自己相似的特质吸引，进而愿意去理解对方的艺术。而二人对待艺术的态度，则是让两人变得熟悉起来的最好媒介。
同为包豪斯的老师和大艺术家，伊顿（左）是个拜火教徒，因为崇拜圆形的太阳而剃了个大光头，每次上课前还要施法。但杜斯伯格是个老派绅士，二人怎么瞅怎么不顺眼，最终以伊顿离开包豪斯告终。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艺术家说，我画画就是为赚钱，坑一个是一个。那么他就很难和“我希望我的作品能遇知音”这样的艺术家交心。反之亦然。
就这一点来说，无论风格，单从工作量来看，毫无疑问，达芬奇和毕加索，都是值得佩服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生命，几乎和他们的肉体生命一样长。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很多艺术家，虽然活了七八十岁，但是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就不画画了。另有一些人，虽然还画，但是才思枯竭，只能不断复制自己。关于这类人，可以看看拉斐尔的老师，佩鲁吉诺。他晚年创作的宗教绘画千人一面，毫无创新，米开朗基罗还曾经公开羞辱他的作品一无是处，为此，佩鲁吉诺还要和米开朗基罗对簿公堂，说后者毁坏他的声誉。
而毫无疑问，达·芬奇和毕加索，都是活到老，画到老，而且常画常新的人。毕加索说：
“我的命运就是工作，而且是不停地工作。我追随行动，而且经常带着狂热精神的创造性进行奋斗……我要像别人写字一样用思想的速度着力于想象的节奏来画画，如果我生为中国人，我将不是一个画家，而是一位书法家。我就写出我的图画。”
帕尔梅林·埃莱娜，《毕加索谈话》
毕加索拿延时摄影“画画”的时候，已经是个老头啦——一个前卫的老头。
最终，毕加索毕生创作了大约 50000 件作品，这里面包括绘画、摄影、雕塑、陶瓷、版画、素描等等。我并不觉得毕加索是为了卖钱而这样做，事实上，他早就过了需要为钱画画的阶段。正如他所说，他之所以产量奇高，更多的是因为他脑子太快，点子太多。
达·芬奇也是如此。尽管他一辈子只留下了十几件油画作品，但却留下了上万页，大约四千份的手稿。里面囊括了他在绘画技法、人体解剖、天文地理等等各个领域的成果。哪怕抛开个人的风格不谈，单是看到彼此创作的结晶，我想达·芬奇也会心中暗暗称奇，至少不会轻视对方。
达·芬奇在他的《维特鲁威人》手稿中写道：“如果你叉开双腿使身高降低十四分之一，双手向两侧伸展并抬高，直至中指的高度与头持平，伸展的四肢端点构成一个外接圆，肚脐就是它的圆心，而两腿之间的空间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对于为何要持续地创作，达·芬奇解释为，艺术家最宝贵的财富，是他的经验。经验比话语要更伟大，更有价值。经验是文学大师们的女王。比起各种主义和理论，达·芬奇更容易被“实践出真知”所说服。从这个角度上说，或许毕加索是最容易说服达·芬奇的人。他自幼接受古典写实绘画教育，后来又经过了模仿印象派、野兽派的时期，最终逐渐找到自己的绘画风格，他可以算是用自己的一生，把艺术史实践了个遍。也正是在不断模仿前人的过程中，毕加索意识到，要想开宗立派，必须走出自己的一条路不可。这种对创新近乎偏执的追求，正是达·芬奇一生的写照。
说到具体的创作理念，两个人更有很多心意相通的地方。毕加索一辈子转换了多种创作风格，人们将他的一生分成蓝色时期、粉色时期、立体时期……等等等等。很多人看不懂毕加索的画，但毕加索觉得，自己一直都是在试图寻找自然当中隐藏的终极真实，寻找最真实的东西。他说：
“画家应该观察大自然，但不能把自然和绘画混为一谈。我认为，终极真实只是超越事物外露的形状和颜色，一种深刻的相似……事物之间的相似，要比事物本身更深刻，更真实。”
布拉萨依《毕加索谈话录》
有趣的是，达·芬奇在笔记中提到了类似的想法。在一篇关于“如何画衣褶“的笔记中他写道：
“不要按照自然的样子在衣物上画出太多凌乱的褶皱，而只需画出手和胳膊支撑造成的褶皱。你可以让衣物的多余部分按照其性质自然下垂，不要让裸体的轮廓被太多细节或者被衣物褶皱破坏。”
达·芬奇，《坐像衣褶习作》，约 1470，卢浮宫，巴黎
他们两人都谈到了所谓客观的真实，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和主观真实，也就是我们最终感受到的世界之间的差异，并且意识到了如果真的直白地把客观真实世界还原到画布上，并不见得符合主观真实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一些画的特别逼真的画作，会觉得比实际的照片还真。艺术家说，因为我把那些多余的部分砍掉了，只留下了人眼需要看的部分。这样提纯过的对象，和人眼乃至人心对接的效率，当然要比未经加工的照片要高咯。
抛开那些受到时代限制的，艺术创作的具体手法，就艺术创作状态来谈，二人应该也是可以互相理解的。毕加索出了名的爱玩，而达·芬奇也说：
“不要像有些画家那样，他们倦于想象，放下手中的工作，外出散步以放松身心，可大脑依然疲惫不堪；尽管他们看到身边各种各样的事物，却不去感悟。纵然遇上亲友招呼，也充耳不闻。
你可以不时放下工作，稍事休息，这也是一种好办法。因为坐在画作跟前太近容易使你大受蒙蔽，你休息回来后，头脑就会更加清醒。”
最终让我坚信，达·芬奇一定可以理解毕加索的艺术的理由，在于达·芬奇对于心灵世界的关注。在笔记中，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很多人认为我做的是无用功，那些人一心只追求物质财富，而智慧是人类的粮食，而且是心灵唯一的，真正的财富。一个人的心灵比肉体更富有，他在心灵方面拥有的财富更高贵。而毕加索，是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心灵世界最五彩斑斓的人之一。这一点，我读过越多他的访谈，便越坚信。固然，毕加索是个非常善于运用媒体来为自己造势的人，但有些东西，就像他自己说的，当把一个个的个案相比较的时候，相似性会为我们揭露出它更真实的样子。
最后，说点题外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见到达·芬奇和毕加索跨越时空的交流，权举一个身边的例子，以作旁证吧。
我的母亲是个油画家，她当初上中央美院的时候，美院有一位老教授，力劝家母要把眼界放广大，一定要下基层，到农田和矿井中去，描绘属于人民的艺术。纵然家母尊重师长，但艺术家的天性，是无法扭转的。她坚持创作自己所专注的静物题材，几十年如一日。直到有所成绩，请曾经的老师过目。这位毕生奉献给人民艺术事业的老先生，激动地给家母回信道：“没想到，这样小的一个题材，你如此坚持，还真的画了一些东西出来。”他们二人的艺术观差异之大，恐怕不输给达·芬奇和毕加索，但艺术家，如果见到了发自肺腑的，真诚的艺术，应该都是可以相通的吧？
这位老先生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献给了他所注视的这片土地。
家母作品，和她的老师走的路线完全不一样。
如果达·芬奇和毕加索真的相遇，我希望我也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