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z辉，专注D的男人
为什么年收入 12W 在国内明明可以进入前 20%，但很多人还是对增加税率的传闻叫苦不迭，纷纷说自己穷呢？
原因在于在北京年收入 12W 的程序员，生活肯定不如一位整天打扣麻将的拆迁户滋润，因为你的工资（人力资本回报率），相比于人家的房租和房产增值（资产回报率）什么都不是。再比如，在预期房价增长的情况下，炒房团因为资金比较多，可以用银行贷款的杠杆买更多的房子，而银行利率是低于市场均衡的。可对于外地逼来说，家里往往凑个首付就很困难了，一天累死累活的加班还房贷，结果还不如人家富二代倒几套房来钱快。
之所以美英等国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很好的条件收入分配，是由于早在 20 世纪初他们就建立了以遗产税为代表的比较健全的资产税（财产税）征收体系，因此相对而言资产并不是社会收入不公的最重要因素。如今在于这些国家顶层人群以工资性收入为主，此时个税自然可以起到很好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可中国属于资本稀缺国家，金融市场化不足，资本市场受到严重管制，这造成资本收益相对较高。当没建立起完善的资产登记体系，个人所得税往往会成为工资税，而工资税有点劫富济贫的味道。虽然年收入 12W 的确很高，但是相对于那些利用利率补贴和资本管制，通过倒房就可以轻轻松松赚钱的人来说，他们的确算不上富。
虽然个税本身存在不公，但不是说政府不能提高个人所得税率，但前提是要合理的征，更要合理的花。
个税属于地税，而中国地方差距非常大，行业差距也非常大，地方在个税方面应该有更大的自主权，比如中央就应该允许地方对软件、银行、矿业和旅游等企业区别对待。软件业依赖人力资本，且具有正信息外部性，典型代表就是腾讯、华为（虽然偏硬件）可以带动大量相关企业。各地为了吸引这类企业，应该通过降低税率减少企业用人成本。
另一方面银行业除了总部，其营业处不会因为税率而转移，因此各地税率可以偏一致。同样还有矿业，大同煤矿不可能因为个人所得税率增加企业用人成本而搬迁，所以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能源、矿业个人所得税应该不同。
最后，不同地区条件不同，西安和深圳资源差了一截，因此税率不可能一样，如果一样，那西安就不可能和深圳竞争了。
当你熟悉这套逻辑，你会发现旅游业需要细分。比如迪斯尼带来大量流动人口，提高了上海餐饮、住宿和物流产业的收入，属于典型正外部性，因此对其税率应该低；可对西安来说，兵马俑不可能搬迁，因此税率应该高。所以说由于企业性质的多样，个税领域国家应该给予地方更多权力。政府灵活的对待企业，结果自然是让各地竞争，人才可以用脚投票。这样各地政府才有动力吸引人才，比如建立更多的学校、医院，同时还能很好地缓和了地区不平衡。
地方竞争加剧的结果是其花钱更合理，而合理花钱和征税相辅相成。税率宽松带来的地方竞争，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相关公共品供给，缓解社会不满，提高大家纳税积极性，从而减少漏税。比如每年多交 1W 所得税，政府多建一个新学校、一个养老院，孩子上学少排队、少塞钱，外地人可以把老家的父母接到城市养老，我想对很多人来说提高税率就没有多大抵触了。如果我每年交一万的结果是，领导有特殊病房，我老爸颤颤巍巍的排队，我会愿意么？因此所交个税，包括资产（财产）税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政府要提供相应的公共设施。
调节个人所得税率对地方政府来说，还是比补贴吸引企业促进地方发展更有效的手段。比如为了吸引制药、文化、软件企业，如果通过补贴的方式，前提条件必然是企业拥有一定的资质规模。资质和规模前提往往需要资金，因此补贴的结果往往是企业不重视人力资源，而是更在意如何获得初期的资质以套取补贴（往往是土地补贴）。结果政府通过补贴吸引来的往往是一些皮包公司，同时也成为以权谋私的重要手段，从而在经济发展和廉政建设方面造成双重负面影响。
根据上面的分析，当个税税率宽松时，地区收入差距对个税所得税的负面影响机会很小。不过虽然宽松的个税有这么多好处，但由于现在个税不是企业重要成本，也不是政府主要收入来源，所以想通过个税放权达到地方良性竞争效果可能性不大。因此需要国家需要降低增值税税率，从而提高地方政府个税征税意愿。需要说明的是同时降低增值税本身也有助于调节社会收入不公，因为增值税实质上是一种累退税，收入越高的人储蓄率越高、消费越少，因此缴税反而越少。
简单地说，在中国调节收入分配不公，资产（财产）税的作用远比个税重要；企业性质的多样，造成个税需要给地方更大的权力；公共品供给和个税征缴相辅相成；政府要学会用个税吸引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而不是通过产业补贴；想要让地方在意人力资本，就需要降低增值税。
最后，少为了贪钱搞些回报率很低的基建，多建几所学校、养老院，比什么手段都降低民怨都有效。
PS：对税收改革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上海财经胡怡建教授的公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