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标题：历朝历代都有经济学家，有的思想还挺超前
达西老，在读老学生
严格而言，历朝历代都是有经济学家的。最早可以追溯到齐之管仲和魏之李悝那一代人。早期的经济学家主要的着眼点倒不完全是经济，更多的是制定规则，因为先秦有远古奴隶制度下发展而来，有严格的规则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发展体系，所以早期的很多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都多少带有经济学家的头衔，他们保障奴隶主制度下社会体系的稳定，从而保障经济的有序发展。
秦汉之后，国家的中央集权下，古代经济发展和上古开始逐渐区别开，制度的改良革新重于制定。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儒家的重农轻商思想大行其道，重商主义这样一种有利于近代经济学萌芽的思想一直被占据几千年中国古代思想制高点的董仲舒朱熹等的士儒所压制。区别于国外的直接对经济剖析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古代的经济学家更多的是控制国家经济运行和管理的文官体制中的个别卓越文官们，他们虽然也对经济学发展起了很多贡献，但他们的初衷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维系中央王朝的统治，经济在他们而言更主要的是作为王道之系的一个支撑，他们不管内心如何作为，表面上仍旧是君子不言利占据了主流，最明显的证据便是，他们没有相关的经济学论著，但翻开相关的正史食货类记载，他们所在所为展现了他们卓越的经济学天赋，立德立言立功，归根结底他们不认为或者说不便于承认他们是经济学家，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瑚琏之器的子贡，后者比前者更重要的在于，子贡是孔门十哲之一。但毋庸置疑，上下两千年，总有那么几个杰出的经济学家。这里不妨以汉唐之桑弘羊和杨炎为例。
桑弘羊，汉武帝之宰相。出身商人世家，善心算，可以认为是“根正苗红”。武帝连年用兵，本人又纵游幸、营宫室，挥霍无度，以致府库空虚，财用不继。为了摆脱财政困境，桑弘羊拟改革经济政策，主要措施有增加赋税，改革币制，盐、酒、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而桑弘羊是这些改革政策参预制定和执行、实施的重要人物之一。自元狩三年(前 120 年)起，桑弘羊历迁大司农丞、大司农、搜粟都尉等主管财政的要职，赐爵左庶长。武帝末为御史中丞，位列三公，受遗诏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等辅立弗陵，是为昭帝。始元六年(前 81 年)，昭帝召集各地贤良文学至京会议盐铁官营等国家大政。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政策，桑弘羊坚持这些政策对国家的重要作用，双方展开辩论，结果除废止酒的官营改为徵税外，其余的沿袭不变。次年，桑弘羊因卷入燕王旦、上官桀父子谋反事件，被族诛。
由于前汉的儒学统治性不足，加上桑弘羊的出身背景，使得其并没有后世王安石张居正等改革家的浓厚的儒生习气。桑弘羊最重要的成就在于他是站在贵族和巨商大贾的对立面，他以为“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 ，在武帝的信任支持下实行了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一系列政策。盐铁官营毫无疑义就是重要的自然资源盐铁酒等收归国家经营。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平准则是官府负责京师和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但是由于理论的过于理想化，造成了百姓买什么什么贵的恶性循环。
桑弘羊站在封建中央政府的立场,强调法治，崇尚功利，坚持国家干涉经济的政策，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措施采取坚决维护的态度，认为它“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助边费”，又有发展农业生产,“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的作用，因而决不可废止。他在为盐铁官营等政策辩护时，全面地提出了他对工商业的看法。他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思想，认为工商业在人民经济生活中是不可少的，人民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所以，他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交易，以利本末”。但他认为工商业应该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以“排富商大贾”，抑制他们的兼并掠夺，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更多内容请参考《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盐铁论》等书）
杨炎，唐代宰相，唐代最著名的财政改革家之一。没有去掉之一，是由于他的前任，另一位牛人，刘晏，这里读者可以直接去度娘刘晏。
杨炎最重要的成就是“两税法”的提出，这在整个历史上都是一件里程碑意义的事情。杨炎在唐德宗时任宰相约两年，在财政方面进行了重要改革。他将国家赋税从归皇帝私有、由宦官掌握的大盈库收归国库大藏库，恢复了安史之乱前国家公赋予皇帝私藏分管的制度，维护了国家公赋收支独立的原则。建中元年(780 年)，杨炎主持在全国施行两税法。他提出与西周以后的“量出为入”原则相对立的“量入为出”的财政概念；并主张“人无丁(丁男)、中(中男)，以贫富为差”，作为两税法的课税基础，抛弃了唐代原来以人丁为征课标准的租庸调制，以土地、业产等财富的多寡，按每户的贫富差别进行课征。这使得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计资而税的两税法代替西晋以来计丁而税的制度，是一项带有划时代意义的措施，在中国财政思想史上是一个大突破。两税法还采用以钱定税的原则，除谷米外，均按田亩计算货币缴纳，反映了唐代中叶货币经济的发展。两税法大为简化了税制，便利了租税的征收，免去了税吏许多催索的苛扰，不但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而且也减轻了人民负担。《旧唐书·杨炎传》称：实行两税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两税法与租庸调不同，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除了两税法这一成就，需要额外指出的是他提出的“量出为入”制度。杨炎主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这里所谓“先度其数”，即是首先确定国家每年各项支出的数额， 然后根据这个数额向人民征收。这样，收支都预先有一定的数额规定，然后按计划进行收支，从而有效防止浮收滥支现象的发生，所谓“量出以制入”，这样做无疑有助于保持收支平衡。虽然他这里提出的“量出制入”只是根据“旧征额数”来确定要征收的税额，做法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预算制度那样完善，但生在八世纪的杨炎开世界各国预算制度的先河实在难能可贵。应该特别标举的是，在中国财政史上，杨炎之前和杨炎之后（直到近代），都是实行量入为出，只有杨炎提出了量出制入即量出为入。经济学界认为，像杨炎这样实行量出为入，才算是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财政制度。因为随着国家机器日益庞大，量入为出的原则无法适应实际需要。“西方国家直到 19 世纪末期才出现量出为入的原则，中国一直到近代的财政思想基本上也是量入为出，这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换句话说，是杨炎的措施太超前，带有临时性。但是，毕竟杨炎在世界上最先提出了这一原则。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评价说，仅这一点，就可以使杨炎在世界财政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