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朋友 W 君遇到了一个烦恼。他博士毕业在即,南京的某 985 院校和某普通院校同时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这本是件值得高兴的事,然而他却不这么看,因为两所学校开出的价钱十分悬殊。W 君属意的 985 远远没有另外那所普通院校来的大方,相比之下还略显“小气”。在听说了最新一波南京的房价涨势后,他倍感压力。
W 君的这个烦恼,其实是很多博士上市时都面临的一个选择难题。而且不仅教职,业界的研究职位亦是如此。和普通人想象中的“平台越高,工资越高”并不一样,高知人才在追求高起薪和高平台之间,常常难以两全。劳动经济学把这种现象被称为 Compensating Wage Differentials。
那么,到底该如何抉择呢?他来征询我的时候,我尚无成体系的想法,只能泛泛提了些选择高平台的便利供他参考。比如,高平台有更多机会和优秀的同事合作,有着更为一流的硬件设备,有着更完善的制度和更充沛的资金支持云云。其实这些道理 W 君都懂,只是比较两家开出的工资时,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W 君心事重重的样子,让我也不禁也有些替他忧虑。
直到昨晚拜读 Scott Stern 的论文 ——"Do Scientists Pay to be Scientists?" (1999, NBER ) 后,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路一下打开。
根据 Scott 的理论分析,一个研究者从事科研的动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确实喜欢科研,科学探索本身可以给他带来满足和声望。其二,如果取得成果,诸如重大的科学发现,能够享受到随之而来的经济收益。
第一个动机被称为偏好效应 ( Preference Effect ),第二个动机则叫作成果效应 ( Productivity Effect )。此外,研究者的议价能力也很重要,这关系着由科研成果的经济回报以何种比例在公司和个人之间分配。
两个效应对工资发挥着截然不同的影响。偏好效应对工资形成向下的压力,而成果效应则会把工资向上抬高。为什么呢?偏好效应占优的时候,平台对你的吸引力大于你对平台的吸引力,换句话说,研究者从该平台得到的帮助可能比对平台的贡献更加显著。鉴于此,少挣一点也符合情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平台越高,薪水反而越低的原因。但如果成果效应占优,情况则相反。你可能是某个领域的 NO.1, 有平台的资源加成,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极大。这时候,你的薪水自然也应该更高。也就是常人所理解的平台和工资正相关的情形。
在实际中,偏好效应到底有多显著呢?接下来,我们需要运用实证技术来检验。在高知人才工资问题中,能力内生性 ( Ability Bias ) 显得尤为突出。这一点可能会使估计出来的系数产生偏误。原因在于拥有更多一流研究者的平台,启动一项成功的科研项目的可能性也更高。如果忽略这一点,或者说没有对研究者的能力加以控制的话,偏好效应 (-) 就会被反向的能力偏差 (+) 抵消一部分,从而使我们低估了偏好效应。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Scott 搜集到一个生物学博士求职的调查数据集 ( Survey Data )。这个数据集针对的是业界的研究职位。其中,几乎每个候选人都会得到 2 个以上的 offer。也就是说,一个对象对应着多个观察值( 平均 2.5 个),这就使我们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法 (FE) 以减小不可观测偏误。
作者首先发现,相比于高工资水平,研究者更看重和同事交流的便利以及拥有自主选择课题的自由。控制了其他一些相关变量后,作者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允许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自主选择研究课题和公司对科研成果优厚的奖励政策,都会降低工资水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偏好效应在这里非常明显,研究者为了得到更好的研究环境,是愿意在工资上做出一定让步的。
行文至此,联想到我的一位师姐。她在博士毕业时拿到了上海某名牌 985 的教职并在那工作几个月后,开始想方设法回 NUS 做博后。为什么师姐愿意放弃国内名校令人羡慕的教职,转而接受国外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不算太高的博后工资呢?她说,因为自己还是更习惯 NUS 的研究氛围,可以让她和导师、同学们进行高质量的讨论交流,同时心无旁骛地做学术。当时还不是非常理解师姐,现在回忆起来,不禁感佩万分。
我想,此时能给 W 君提供更为完整的建议了。我明白 W 君内心深处还是看重自己的研究事业的。只是受限于现实环境,比如婚恋的压力等等,让他有些顾虑。其实,平台和报酬的 tradeoff 还是可以在时间顺序上找到平衡。即,先选择高平台以便更好地开展自己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或者培养起足够的能力以后,再跳槽到层次略低一点的平台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如果原有的平台没有相应地调整他们的工资的话。当然,如果 W 君急于缓解经济压力,在“潜伏”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不影响主业的方式来赚取外快的嘛。比如,在知乎 Live 上和知友们分享自己的知识,不就是一个途径嘛?
知乎君,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笑)?